特朗普政府找錯了問題，用錯了方法

　　——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

　　作者：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教授，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龔洪烈

　　隨著美國政府不斷將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行為，以及中國“一不會怕二不會躲”的堅決回擊，中美之間貿易爭端的不斷升溫引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大增，普遍的憂慮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

　　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宣稱要改變中美貿易失衡的局面，扭轉兩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以及美國制造業衰落的狀況。他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美國在巨大的貿易失衡的情況下發動貿易戰必然是穩操勝券，同時指責現行的世貿規則，認為美國遭到世貿組織的不公平待遇。

　　的確，2017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已達566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9%，但造成美國嚴重貿易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美國自身而言，為維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在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同時須保持一定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從而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但不容忽視的是，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量須以不危及經濟穩定為前提。不幸的是，美國利用這一全球獨一無二的經濟金融霸權地位近乎瘋狂透支全球信用，維持超高的貿易赤字，美國居民也維持超低的儲蓄率，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毫無疑問，長期而言這一狀況難以為繼。

　　實際上，美國高額的貿易赤字已經維持了相當長時期。1988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就達1260億美元，約占當年GDP的2.4%。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后發優勢以及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在政府富有前瞻性的產業政策指導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也自然成為美國最大的商品進口國，以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對比1988年和2017年美國的貿易逆差數據，貿易逆差的比例只提高了0.5個百分點，但198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僅為35億美元，到2017年這一數字變為2758億美元（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字）。換而言之，中國在這30年期間只不過是替代了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如果沒有中國的制造業對美的輸出，這一空白也會為其他國家填補。因此美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并非中國所造成，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自身的政策。單方面指責中國顯然不公正，而且找錯了藥方。

　　貿易本身是正數和博弈，只不過是獲益多少的問題，協商談判是達成利益均衡從而解決紛爭的根本手段。單方面的威脅、恐嚇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湊效，但在解決根本性問題上往往無能為力。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是長期形成的，恰恰屬于這一類涉及到基本經濟結構與基本經濟政策的根本性問題。貿易爭端本身是中美關系的日程議題，20世紀80年代紡織品貿易配額爭端，90年代最惠國待遇問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以及此后不斷發生的中美貿易紛爭，都通過雙方的協商、談判得以解決和緩解。中美之間在貿易逆差、政府政策行為、知識產權問題、投資與產業準入等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這其中既有認知差異，更有利益取向的不同，可以說由來已久。但從純粹的經濟或貿易邏輯來說，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縮小認知以及利益差距一直都是雙方處理分歧的基本手段。但是此次美國以全面貿易戰威脅，企圖基本以美國方案解決上述根本性議題，除了特朗普政府強烈的經濟民粹主義取向之外，恐怕只能從政治或戰略邏輯理解美國政府的政策行為。有觀察者認為，發動對中國的關稅戰無疑有美國國內政治的考量，試圖履行競選期間的承諾，為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做準備。毫無疑問，美國政治家通常會根據選舉政治的周期推行政策，影響選舉結果。但是，僅僅從國內政治的視角理解美國為何發起大規模貿易戰并不充分，畢竟美方應該會估計到中方會采取報復措施，打擊特朗普的選民基礎。因而，實際上很難對貿易戰與選舉的關聯做出非常肯定性的估算。因此必須超越純粹國內政治層面，從中美關系的戰略層面考察美國發起貿易戰的邏輯。

　　對華戰略認知的變化是美國對華一系列政策出臺的基礎。這一認知變化很大程度源自美國對中美國家實力變化所帶來的不適和焦慮感。僅從經濟規模總量來看，有數據表明，1980年中國的GDP規模約為美國的10.7%，這一比例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一年（2000年）沒有太大變化（為11.78%），但10年后的2010年為40.77%，2017年為63.19%。而根據PPP（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更為重大的變化是中國實現了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的轉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軍隊現代化取得巨大進展和質的飛躍，特別是中國海軍戰略能力的建立，確立了“近海防御與遠海護衛型結合”的海軍戰略。中國在事關自身核心利益的海洋領土爭端，臺灣問題上采取了更加堅定的立場。美國也通過海軍的“航行自由行動”強化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并密切與中國周邊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系。隨著這一戰略競爭關系的形成，美國越來越把中國看做是美國東亞霸權乃至全球主導地位的威脅與挑戰。美國在2017年末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宣稱“美國已經進入大國競爭的新時代”，美國第一次將中國定位為“rival”（對手），比以前使用的“competitor”（競爭者）一詞對抗意味更為濃厚，并且強調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國的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美國對華戰略思維從以前的接觸加遏制逐漸向更偏向遏制的方向傾斜。在這樣的對華政策氛圍下，以發動貿易戰為威脅就是這一遏制傾向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