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清俐

　　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與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區域國別研究的國家戰略意義愈加凸顯。2022年9月，“區域國別學”作為交叉學科類一級學科被正式納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成為蓬勃興起的學科門類，并催生出一批以問題為導向、跨學科融入的區域國別學研究成果，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撐。

　　探索區域國別學的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

　　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的設立，是對國家戰略和時代需求的有效回應，也是深化新時代高等教育學科專業體系改革、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重要舉措。區域國別學是認識國際區域和國別的方法與理論，不同于現行的獨立學科，具有獨立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關于區域國別學的構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在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工作秘書處、高校區域國別學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聯盟、山東大學共同主辦的中國區域國別學青年50人論壇上提出，首先，應加強基礎理論建設，從區域、國別理論出發形成理論體系；其次，應強調區域國別學是綜合性研究，也是專門研究。區域國別研究不同于地緣政治研究，需要回歸區域本位。我們應走出威斯特伐利亞框架，走出大國治理范式，走出狹義的區域主義，形成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學理論。

　　中國的區域國別學不同于近代以來在西方殖民主義背景下誕生的區域國別研究。就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學，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院長張振江認為，應倡導“三個融通”的原則。一是學科與領域的融通。融合不同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沖破現有以學科為導向的大學專業設置。二是國家與區域的融通。區域國別研究需要堅持體系理論與系統思維。三是中國與世界的融通。既需要立足中國國情和問題意識，同時要求放眼世界，認識和尊重世界、人類社會、文明的多元特征。

　　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亟須學界在理論和方法上形成共識。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趙可金將區域國別學比喻為“聚寶盆”，而這個“聚寶盆”體現為鉆石模型。區域國別學的鉆石模型包括時間、空間和領域三個維度。從時間維度來說，指研究特定國家和地區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空間維度是指區域國別研究應該被分為國別學、關系學和地區學三類；領域維度是指區域國別學研究要分為發展問題、安全問題和文明問題三個方面。區域國別學研究方法的建立路徑應從人文地理學的視野升級為空間社會科學，并使其成為區域國別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張驥表示，這就需要研究者進行長期跟蹤研究，需要深厚的知識積淀，強化切身的文化交往體驗。在學科發展上，應著力解決學科的綜合、研究形態和組織方式的交融和交叉。

　　當前，構建區域國別學教學體系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工程，一些高校科研機構正著力探索。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陳靚認為，首先，要重塑課程教學理念，打破院系壁壘，加強合作，充分發揮外語專業中的語言基礎積累和專業素養。其次，對于區域國別學課程的設置應推行課程群模式，增加學生對國際區域一體化合作以及中國對外政策、外交特點等相關區域學專業知識的了解。針對低年級與高年級不同學生群體制定不同課程，循序漸進實現培養目標。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副院長徐薇提出，當前，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學科分布不平衡，作為一級學科來建設的區域國別學就需要盡快補齊短板，并加大對拉美、非洲、大洋洲等冷門區域研究機構和人才培養的投入力度，在區域國別研究中突出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

　　區域國別學的興起，激發了學界對傳統區域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再思考。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孫德剛認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大國博弈、國際競爭更多表現為規則、秩序、敘事與知識體系之爭。而知識體系建設是“大國之學”的應有之義，是大國實力增長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需求。以中東區域國別研究的知識體系建設為例，他建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新應通過原創性概念的生產，增強中國中東研究的敘事性話語權和制度性話語權，使中國的概念逐步嵌入國際組織和中東多邊規范中。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所長閆偉介紹，現階段中東研究已經覆蓋了西亞、北非共27個國家，知識成果包括工具書撰寫、教材編撰、形勢分析等，主要內容包括“中東”概念的歷史與現實、中東文明內在的結構、中東現實問題研究以及有關中東問題的世界史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學術支撐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近年來，“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和深入推進，為深化區域國別學研究提供了理論扎根實踐的土壤。與此同時，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也將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學理支撐。

　　“一帶一路”十年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有力推進了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李遠分析認為，一方面，以“一帶一路”統籌謀劃全面開放新格局。沿海優先開放戰略推動了東部地區的發展，而“一帶一路”建設改善了西部和內陸地區的區位條件，促進了沿海和內陸地區的互動和協調發展，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新格局。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引導經濟全球化向正確方向發展。中國倡導中華文化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理念，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推動全球開放合作、改善經濟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在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義看來，共建“一帶一路”有力推進了當代文明對話，在全球時代背景下，共建“一帶一路”中的文化外交作為一種路徑，更意味著塑造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慧明提到，中國致力于在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等領域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為全球低碳轉型作出貢獻。

　　非洲是“一帶一路”積極和重要的參與者，53個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中的52國，以及非盟委員會已經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玉淵認為，當前非洲發展轉型與新時代中非合作有著密切聯系。中非合作面臨新機遇、亟待新作為，一是強化理念認同，彰顯中非的“共同點”；二是堅定相互支持，破解非洲發展的“痛點”；三是堅持創新引領，不斷培育中非合作的“增長點”。此外，中非跨區域合作以及中非社會民間合作已成為中非關系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

　　十年來，中拉共建“一帶一路”同樣取得豐碩成果。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牛海彬分析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經歷轉型升級，更加重視高質量發展，并逐漸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建立合作關系。中拉共建“一帶一路”帶來了豐富啟示，一是充分發揮東道國政府的自主性，強化營商環境宣介和招商引資力度；二是加強“一帶一路”項目的聯合研究，與多邊開發銀行建立合作機制；三是強化區域國別視角下的拉美研究，培育拉美的中國研究。

　　近年來，我國關于“一帶一路”的研究成果呈井噴式增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潔勉認為，一方面，“一帶一路”研究需要重視戰略思維與頂層設計。“一帶一路”應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相結合，“三大倡議”為“一帶一路”指明戰略方向，“一帶一路”為“三大倡議”提供切實可行的實踐基礎。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研究需要提質增效，提升研究人員與研究隊伍的綜合水平，并以“共商、共建、共享”推進跨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