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陰建峰（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隨著信息網絡與社會生活的深度融合，違法犯罪行為也正在向網絡空間擴散。近年來，利用網絡制造散播謠言、負面信息進行敲詐勒索的案件時有發(fā)生，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和企事業(yè)單位的名譽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危害網絡安全、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依法懲治利用網絡敲詐勒索犯罪典型案例，旨在明確法律底線，強化法律震懾。在這些案例背后，反映了網絡黑產與數字技術深度交織的新型犯罪生態(tài)，折射出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犯罪治理面臨的深層次挑戰(zhàn)。

　　網絡敲詐勒索犯罪呈現復雜多樣的形式，包括制造、散播網絡謠言敲詐勒索，利用網絡敲詐勒索未成年人，編造事由向網絡平臺商家惡意索賠，制造、散播負面信息并以有償刪帖方式敲詐勒索，以及以“裸聊”為誘餌敲詐勒索等。例如，有的犯罪團伙利用算法推薦機制，精準鎖定中小商家實施定向勒索，打破了傳統(tǒng)敲詐的地域限制，形成完整的數據造假產業(yè)鏈。又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非法獲取的用戶隱私數據，構建起“數據—威脅—變現”的犯罪閉環(huán)，這種技術驅動的犯罪模式，使得單次犯罪行為可能威脅多個用戶的數據安全，犯罪危害呈指數級放大。又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加密貨幣的匿名特性，構建起跨國境的資金轉移通道，極大增加了犯罪追溯難度。

　　當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防范和懲治網絡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行為，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面臨諸多難題。一是取證困難。網絡敲詐勒索犯罪往往涉及虛擬空間和電子數據，證據的收集、固定和保全變得復雜而困難。電子數據易被篡改、刪除，且難以追溯，給偵查工作帶來極大挑戰(zhàn)。電子證據的易逝性與完整性難題，在云端存儲時代愈發(fā)突出。二是跨地域性。網絡敲詐勒索犯罪的行為人往往分散在不同地區(qū)甚至不同國家，這增加了偵查難度和成本。而且，現行國際司法協(xié)作體系也停留在原則層面，尚未完全跟上犯罪全球化的步伐。三是犯罪手段隱蔽。在網絡技術的偽裝和隱蔽下，犯罪行為難以被發(fā)現。而加密技術的使用，則進一步增加了查處的難度。四是內容監(jiān)管與技術創(chuàng)新難以平衡。例如，有的平臺企業(yè)以技術中立為由規(guī)避責任，而過度監(jiān)管又可能抑制創(chuàng)新活力。五是被害人尋求法律保護的積極性不高。有的敲詐勒索被害人因為害怕隱私暴露不敢報警，有的被害單位因自身存在問題怕被追責或影響生產經營不愿報警，導致一些犯罪行為沒有被及時制止和打擊。

　　盡管犯罪的手段不斷升級、偵破和處理難度不斷加大，但從本質上說，此類行為仍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威脅、要挾手段迫使他人基于心理強制交付財物的行為，均可以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的規(guī)定，依法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結合網絡敲詐勒索犯罪的新特點、新挑戰(zhàn)，治理此類犯罪需要把握如下重點。一是重點打擊犯罪團伙及組織者。網絡敲詐勒索犯罪往往呈現出團伙化、組織化的特點，犯罪集團及其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干成員在犯罪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因此，依法重點打擊這些關鍵角色，是遏制網絡敲詐勒索犯罪蔓延的有效手段。二是注意切斷技術支持與資金鏈條。例如，有的犯罪分子通過購買IP地址、搭建跨境網絡專線等方式，為敲詐勒索活動提供技術支持，并利用虛擬貨幣等新型支付方式進行結算。因此，切斷技術支持與資金鏈條，是打擊網絡敲詐勒索犯罪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三是積極關注對特定群體的保護。從司法實踐來看，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體往往更容易成為網絡敲詐勒索的受害者。加強對這些群體的保護，嚴厲打擊針對他們的犯罪行為，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四是重視對跨境敲詐勒索犯罪的打擊。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跨境網絡敲詐勒索犯罪日益增多。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犯罪行為，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強化技術治理，提升辦案能力。這些典型案例所揭示的治理困境，實質上反映了當前法律體系與數字社會運行規(guī)律的結構性沖突。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在保障數字權利與維護網絡空間秩序之間找到動態(tài)平衡點，構建政府、企業(yè)、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通過制度建立起技術治理的“免疫系統(tǒng)”。一是積極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對網絡敲詐勒索犯罪進行精準打擊。二是提高技術偵查水平，加強對電子數據的保護和取證能力，確保證據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探索研發(fā)司法區(qū)塊鏈系統(tǒng)，實現犯罪線索的自動固證與智能分析，提升對相關數據信息的審查能力。三是借鑒域外的平臺分級管理制度，探索建立“數據安全官”制度，將技術防護義務嵌入企業(yè)治理結構。

　　探索構建預防性規(guī)則，兼顧事后追責和事前預防。一是加強立法與司法的銜接，進一步明確網絡敲詐勒索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確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震懾效果。二是建立網絡犯罪技術評估前置程序。針對案件中發(fā)現的監(jiān)管漏洞、風險隱患等，辦案機關及時提出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綜合治理建議，引導企業(yè)建立科學的犯罪篩查、風險預警機制，從企業(yè)內部防范犯罪風險，推動相關行業(yè)整治，及時堵塞風險漏洞。三是總結類案特征，及時發(fā)布案件審理指南。網絡敲詐勒索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如何將技術語言轉化為法律用語，以達到固定證據、把握定性的辦案效果，無疑對辦案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不僅需要不斷強化辦案人員能力水平，也需要建立網絡犯罪技術特征動態(tài)清單，實現法律條文與技術術語的同步更新，細化相關犯罪要件的認定規(guī)則，對辦案中發(fā)現的網絡犯罪的新手段、新方式進行及時總結提煉。

　　強化國際合作，實現協(xié)同治理。打擊網絡犯罪迫切需要高效的國際執(zhí)法合作。2024年12月，聯(lián)合國大會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聯(lián)合國打擊網絡犯罪公約》，這是網絡領域首個由聯(lián)合國主持制定的普遍性國際公約，為打擊網絡犯罪國際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對網絡空間國際法發(fā)展有重要意義。在此框架下，一方面，在廣泛、平等參與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完善各方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guī)則，設立網絡犯罪司法協(xié)助專項基金，支持發(fā)展中國家提升犯罪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網絡敲詐勒索犯罪。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協(xié)議，建立信息共享、聯(lián)合偵查、協(xié)同打擊等機制，構建電子證據交換平臺，探索制定跨境數據調取的標準化流程，明確虛擬貨幣跨境凍結等細則，推動國內法與國際規(guī)則的銜接，對跨境打擊相關犯罪的程序性障礙作出積極回應，形成國際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