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授）

　　數字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產品與新服務，提升了市場配置生產與消費要素的效率，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與此同時，這樣的革命性進展也催生了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多種形式的數字經濟，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重塑了就業形態、社會角色、生產組織，甚至也正在重構社會關系結構與社會治理形態。社會科學研究者借助扎實的實地調查，可以詳細地描述新就業群體的工作與生活狀態，揭示他們的困難與希望，并探討個人的工作與生活融入更宏大社會體系的未來可能。

　　新技術的出現，往往帶來破壞與創造兩種趨勢。一方面，它替代原有的技術，沖擊舊有的工作與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它創造新的工作崗位，造就新的職業群體，重塑人們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因此，新技術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并存。無論是出于生計所迫，還是主動投身其中嘗試新的工作與生活，新就業群體都是順應數智時代發展潮流、積極改變的人群。騎手們每日穿梭于城鎮的大街小巷，快速準確地將配送的物品遞交到人們的手中，成為人們完成線上消費交易的最后一環，構成數智時代社會經濟運轉的重要拼圖；網絡主播借助數字通信技術，滿足數字時代直播間受眾的社交需求，提供情緒服務。這些工作崗位與工作內容都是全新的，他們的父輩未曾想象，反映出代際的變遷。個人面對宏大的時代轉型，直面新技術帶來的挑戰，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但是如果一味地躲閃逃避與保守“躺平”，注定會被時代拋棄。新就業群體順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潮流，為社會提供了更為精準的消費服務，在提升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質量、為自己獲得收入的同時，也成為我們邁向數字時代社會生活的先行者。

　　新就業群體在數字時代的先行者角色表現為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新就業群體的工作和生活相互交織，線上和線下活動緊密纏繞。以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并不直接生產產品，而是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因此，他們的工作時間往往圍繞消費者的工作與生活安排展開，工作時段不固定，工作時長延展范圍大，工作場景與生活場景交織。街頭巷尾既是騎手配送物品的路徑，也是他們聊天社交、用餐休息的地方；網絡直播的工作場所與時間就更為隨意，自家的房間與旅行的路途，晨起睡前的時間與登山聊天的過程，都可以成為直播的場景。事實上，數字通信技術消解了信息傳遞的時間與空間限制，支撐著工作與生活的混雜與交織，讓新就業群體在“線上工作”與“線上生活”之間能夠輕松切換。因此，新就業群體往往也是“零工經濟”與“靈活就業”的主角，對于他們而言，工作亦即生活。他們在線上工作，也生活在線上。

　　第二，新就業群體的工作生活與數據相伴相生。數據是數智時代社會經濟的基本要素與基礎資源，新就業群體的勞動過程既為數據算法所控制，其本身也生產數據、使用數據，在與算法的互動中生活。新就業群體的勞動過程與數據的高效利用緊密相關，他們的工作分配、績效評估、收入多少甚至職業發展都受算法影響。騎手的訂單任務派送、行動路線選擇、訂單完成時限以及最終的績效評估與報酬發放，都由平臺算法根據數據決定；網絡主播的工作節奏、人氣熱度、平臺推送以及收益來源都在平臺算法的掌握之下。盡管數據邏輯滲透到他們的整個勞動過程中，他們的工作與生活深度融合，日常生活的高度不確定性還是給了他們靈活處理工作與生活的可能。因此，無論是騎手還是網絡主播，他們都在平臺算法的間隙之處找到了各種勞動策略，發揮著自身的能動性，也努力構建自身的數字社會關系。由于其線上勞動的特殊屬性，新就業群體對于服務對象在線上數字特征較為熟悉，但是與他們現實生活的環境則相對隔閡，他們善于建立數字社會關系，卻并沒有融入他們身處的現實社會生活。

　　第三，新就業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困頓與希望，向我們展示了數字時代社會治理的前沿議題。首先，他們與平臺之間具有不對等關系。由于數字經濟的權屬關系還沒有定論，新就業群體在勞動過程中陷入非正式勞動合同關系，勞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其次，他們有與傳統職業不同的工作焦慮與身份焦慮。“零工經濟”的不確定性與數智時代快速社會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相互疊加，帶來新就業群體對工作穩定性與前景的擔憂，也帶來自身在社會中身份歸屬的憂慮。最后，他們對于未來社會的不確定性感知更強。新就業群體往往就是網絡一代，他們成長于數智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對于數字網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更為熟悉，也更熟知未來社會的不確定性。新就業群體整體較為年輕，正處在人生的轉折階段，他們利用數字技術武裝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技能，形成自己關于數智社會全新的認知與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正在開啟自己的社會冒險歷程。因此，他們渴望被社會所理解，渴望有著合理的社會身份，也渴望參與社會事務表達自身。簡言之，他們也是現實社會中的成員，也應該深度融入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這應該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議題。

　　與其他傳統的職業群體相比，新就業群體的工作與生活具有獨特性。順應他們的群體社會參與需求，將他們納入社會治理體系，需要創新社會治理思路。事實上，已有的探索發現了新職業群體對于社會參與既有需求，也有提供獨特貢獻的可能。借助騎手來了解社區具體細致的空間安排與民情民意，可以提升城市社區在信息采集與應急響應等治理過程中的效率。對于網絡主播而言，他們與觀眾和粉絲有著天然的情感連接，掌握其所思所想與輿情心態。可以說，在了解網絡輿情與開展網絡動員等方面，網絡主播有天然的優勢。在為網絡直播提供勞動服務與工作充電的同時，也可以嘗試讓他們參與到網絡治理的具體事務之中。

　　總之，數字時代的新就業群體展示了工作與生活的新形態，充滿了融入數字社會的期望與憧憬，也應當成為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重要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