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蕓卿（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如果把改革開放后突飛猛進的城市擴張、建設和現代化稱為中國城鎮化的“上半場”，那么，在城鎮化率超過65%、經濟進入“新常態”、城市建設重心從增量轉至存量的當前，中國的城鎮化進入“下半場”，正在從“物”的、“量”的城市轉為“人”的、“生活”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靈魂：

　　城市更新的人文生活轉向

　　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進程構成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的縮影。當前，在國內環境上，原有大規模的開發型城市更新模式面臨一系列結構性約束，如對資本有吸引力的土地儲備縮減、政府內部運作規范性增強和社會力量崛起等。在全球視野上，“獨異性社會”的興起使人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凸顯，以賦予城市空間和居民生活以文化、情感、倫理意義的方式制造城市與眾不同的形象和體驗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構成當前“體驗經濟”中的重要一環。

　　在此背景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城市更新向“存量”和“人文”轉型。在空間上提出“控增量、促減量、優存量”，并細化至“積極推進社會存量資源改造利用”“實施城市社區嵌入式服務設施建設工程”。在文化上提出“要注重人文城市的建設，體現人文特色，強化文化服務功能，形成多元文化，提升文化品質”，“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在人的層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大力推進“共建共治共享”和“治理共同體”建設，將包括居民在內的多元社會力量納入政策視野。

　　這一系列舉措表明，當前的轉向希望將“人”及其“日常生活”帶回更新進程，并嘗試以一種更系統的方式協調空間與人、經濟發展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這既是對早期“只見空間不見人”的城市開發模式的反思，也是對日益崛起的社會力量的回應，更是對建構現代化人民城市的持續探索。在相關政策的更新迭代中，“著力構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間”成為融存量空間活化、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和社會治理創新三重目標于一體的綜合領域，也成為進一步推動城市人文更新的重要抓手。

　　但難點在于，在過去三十余年飛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大量原有的公共生活在變革中消失。盡管下半場有了將“人”帶回來的意識，多方政策為建構新型公共空間大力提供制度支撐，但騰退出的存量空間并不能自然轉化為公共空間、孵化出公共生活，不足以破除“公共空間不見公眾”的困境。

　　如何找回城市的靈魂？即如何真正把“人”帶回來，在激發人與人日常互動的意義上重建公共空間，實現城市的“活態保存”，這是城市更新進入下半場要面對的關鍵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空間不僅是物理的，更是人和生活的。在此意義上，重建公共空間的本質就是重建街區生活，需要修補社會肌理，搭建不同群體交流場景，促發社會活力再生。只有以一個更綜合的、實踐的視角來理解公共空間，將其作為撬動城市更新、凝聚各方力量的抓手，才能使被早期商品化抽空的城市空間和日常生活再度豐滿和靈動起來。

　　以公共空間為方法：

　　新型城市生活方式營造

　　城市不只是建筑、人、商品等眾多單個元素的總和，還包含了把這些元素聯系在一起的媒介，而公共空間和公共服務正是連接這些獨立的功能“孤島”之間的“介質”，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的發展水平以及人民的生活品質。當前，在一些成功案例中，新型公共文化空間作為城市“會客廳”帶動城市更新和社會發展的樞紐角色初顯，一種以公共空間為方法營造新型城市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正在浮現。

　　首先，歸集可作公共之用的物理空間，作為活化基礎。在一些地方探索中，屬地政府嘗試作為牽頭單位，在街區層面整理不同產權形態的存量空間、建立空間資源庫，并在產權方、運營方和相關部門之間穿針引線，針對具體空間的具體問題溝通協商，討論公共用途與特定產權屬性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促成存量資源釋放。其次，以釋放出的空間為支點，探索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社會化運營機制，凝聚社會力量。當前，這類空間逐漸形成“主理人+”的運營方式，建構了包括小微企業、對城市議題感興趣的研究機構和公益組織等在內的“伙伴網絡”。這一可以不斷向外延伸的“空間—主理人—伙伴網絡”架構，既在探索高質量的內容生產機制，又成為城市治理觸及新居民的柔性紐帶。最后，以公共空間及文化活動為載體，通過共同創作、志愿服務等方式，打破原住居民和新居民之間的文化區隔，促進多元群體的碰撞與交流，營造開放、包容、流動的新型城市生活，增強社會融合。

　　因此，把“人”和“日常生活”帶回城市更新中的關鍵在于，將街區中的公共空間從固態的實體空間轉變為不斷生長的樞紐平臺。這意味著，要以一種過程性、流動性的思維來看待當前的新型公共空間建設，使之從“目的”轉變為“手段”。其本質在于要借助公共空間建設來重塑當前城市中不同人群間溝通對話、制度內外資源對接轉化的機制，建構現代化人民城市的新型生活方式。

　　探索長效機制：

　　邁向更具公共性的美好生活

　　公共空間是城市的根基，在古今中外都深受關切。中國傳統強調“公共—私人”兩者間的連通，以及如漣漪般層層推開的轉化機制。盡管街區公共空間只是城市公共空間的一部分，但因其直面“人”與“日常生活”而具有公私連接的獨特意義。因此，如何摸索出擴展這個公共與私人生活之間交界面的長效機制，是中國式公共空間營造的關鍵。

　　不同于北京胡同、廟宇或老成都茶館等由悠久歷史自然積淀而來的傳統公共空間，當前的新型公共空間建設無論是“造空間”還是“造生活”，都是通過為老街區引入多樣態的新資源人為地推動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重建。因此，要注重“過程”，給予充足時間，使自上而下的“造空間”與自下而上的“造生活”相連接。唯有如此，不同人群間的關系和情感才能生發，并在街區層面形成更為穩固、綿密的多重復合關系，趨近自然生長的狀態。

　　路易斯·沃斯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主義》中將都市定義為“一個相對較大、密集、由社會異質個體組成的永久性聚居地”，而公共空間就是把異質個體聯系在一起的地方，以此促成人們互相看到、理解差異并彼此共存。包容性公共空間建構的關鍵在于要有一個國家、市場、社會力量相對平衡的小環境，并積極探索三者之間的協作機制。

　　不同于大型儀式性的公共空間，社區是“家門口”的公共空間，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的過渡地帶，而在中國文化里具有邊界伸縮通透性的“家”則是連接兩者的關鍵環節。“社區”和“家”構成推動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交界面擴展的直接著力點，在社區型空間建設中調動“家”的多維度資源，既能強化人們的情感和認同，構建有溫度的城市空間，又能推進家庭友好型的人民城市建設，給予“家”更多的支持和助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設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人民群眾生活更幸福。從再造空間到再造生活，我們看到，在對建構以人為本的新型現代化城市的持續探索中，城市更新的人文意涵正在不斷深化，更具包容性、流動性的新型城市生活方式正在生成。扎根街區的公共文化空間營造，正初步成為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交界面，制造著“交往與共處的藝術”，孕育著新的集體記憶。讓公共空間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功能得到進一步拓展，以空間和生活為抓手推動國家發展與社會治理更好地相適應，進一步修復快速城鎮化過程中斷裂的部分紐帶，將成為持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