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以及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共同承辦的“第十一屆亞洲研究論壇：亞歐大陸與‘一帶一路’”在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韓國崔鐘賢學術院院長樸仁國（Park In-kook）出席論壇并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葉海林主持開幕式。來自中國、英國、日本、德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的十余位專家學者圍繞“一帶一路”在不同區域與國家的機遇及挑戰進行了深入討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正在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建設成果豐碩。高培勇指出，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臺，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貢獻。事實證明，共建“一帶一路”不僅為中國改革開放開辟了新天地，也為世界共同繁榮提供了新機遇。高培勇強調，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圍起伏反復，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體系經歷調整重塑，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合作。

　　樸仁國認為，在新冠大流行后，“一帶一路”倡議面臨挑戰，包括新冠流行造成的商品和勞動力流動性的限制，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的財政負擔，以及不斷加劇的中美沖突。盡管存在所有這些意想不到的障礙，我們仍然希望“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球社會的巨大資產和遺產，這是一種全球的公共品。樸仁國建議，我們需要進行積極和深入地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如何在遵守全球的規范和與實現其他地區共同的愿景，以及需要什么新的規范和標準來駕馭當今的數字世界。通過這些討論，他希望大家能夠將“一帶一路”倡議發展成為一項為所有人提供利益的全球倡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姚枝仲主持論壇第一節（東北亞、東南亞與“一帶一路” ）活動，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與政治學研究科教授高原明生，上海市日本學會名譽會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吳寄南，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張宇燕分別作主題發言。

　　高原明生認為，中日兩國之間合作的重要領域就是“一帶一路”（BRI）和“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之間的合作。“一帶一路”和“自由開放的印太”都有兩個側面或者兩個方面，一個側面是戰略或者安全領域，目前以競爭為主，戰略方面的信賴關系有待進一步建立。但是這兩個倡議都有另外一個側面，就是經濟的側面、合作的側面，如果關注這個方面則完全可促成合作。日本和中國兩國之間的關系向來存在脆弱和強韌兩個方面，脆弱的方面體現在括島嶼問題、歷史問題及安全問題上；但同時是有強韌的一面，其中經濟合作就是一個重要部分，此外還有社會之間的交流。中日要合作，應盡量控制和縮小脆弱方面，也要合作強化強韌的側面，這一直是兩國之間很重要的課題。

　　吳寄南認為，中國從一開始就強調“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唱”，而是和沿線國家和所有關注和平與發展國家的“大合唱”。8年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懷疑、抵制、松動并有限制的合作、對沖等階段。三個因素有利于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及第三方市場開展互利合作，即，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濃郁的絲綢之路情結、“一帶一路”倡議取得進展的示范效應、兩國曾經就第三方市場合作形成過共識。中日兩個應該發揮“雙輪驅動”作用，共同為亞洲和世界經濟的回復和發展做出貢獻。

　　張宇燕認為，理解“一帶一路”可以有四個層面，分別是器物層面、制度層面、貨幣金融層面和價值理念層面。從天安門前的兩個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都是一脈相承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這是人類現在面臨的大問題。“一帶一路”建設在促進貿易投資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四個赤字的彌補作用上，還幫助沿線相關國家甚至整個世界走出金德爾伯格陷阱。合作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攜手共贏，另一層是同規博弈，這都是合作的具體方面，競爭者也能合作。“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也要朝著更好、更高的目標一步步共同努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孫壯志主持論壇第二節（中亞、南亞與“一帶一路” ）活動，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的所長邢廣程，巴基斯坦投資委員會前主席哈龍?謝里夫，北京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所長基里爾?巴巴耶夫分別作主題發言。

　　邢廣程認為，“一帶一路”和中亞區域關系非常密切。中亞對絲綢之路的暢通，東西方經濟、商貿、人文、宗教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樞紐作用。同時，應該看到“一帶一路”無論從通道、走廊、海上通道，也都離不開南亞這個重要的區域，尤其是印度在南亞地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推動角色，巴基斯坦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中亞和南亞兩個區域可以進行密切的關聯，也就是通過這個通道向西、向南關聯，使得中亞和南亞乃至東南亞，更往東的東亞形成戰略上大的區域合作。在未來，尤其是后疫情時代，本著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路，“一帶一路”必將成為中國與南亞和中亞合作的重要實踐平臺。

　　哈龍?謝里夫認為，“一帶一路”有三個挑戰，首先是制度方面的挑戰；其次是要推動私營部門的參與，要私人部門充分的利用互聯互通正面影響；最后是對知識的投資，必須要有人文交流，學術機構智庫和研究機構都必須聯起手來共同進行合作。如果缺乏互聯互通，彼此之間的知識也是孤立的。必須要依賴人去把這種互聯互通性持續下去，要增強對知識走廊的投資，知識走廊的投資對于每個參與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唐孟生認為，中巴農業合作是穩定巴基斯坦經濟的基礎，中巴農業合作對于中國來講就是急朋友之所急的具體體現。中巴經濟走廊下的農業合作可以根據巴基斯坦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把發展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結合起來，使種植業和畜牧業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對中巴農業合作的建議，有六個方面，第一，加強智庫合作；第二，跟巴基斯坦要做治國理政方面的交流；第三，明確合作對象，了解巴基斯坦的土地制度和農業制度；第四，加強農業科學技術與農業裝備的合作；第五，因地制宜，做好農業發展的規劃；第六，以農業設施為先導，建設農業產品新加工出口基地。

　　基里爾?巴巴耶夫認為，正如疾病大流行時期發展所表明的那樣，必須對全球政治、經濟和技術空間支離破碎的風險，保護主義抬頭的風險，做出有效回應。保護主義抬頭是目前經常使用的非法單邊限制，繞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限制和貿易戰，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明白只有采取聯合行動才能應對諸如全球經濟發展緩慢、國家間福利差距加大、技術落后等緊迫挑戰。俄羅斯愿意在尊重每個國家的主權和合法利益不可動搖的基礎上，與所有歐亞伙伴進行最密切的接觸，建立一種新型關系。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榮鷹主持第三節（歐洲與“一帶一路”）活動，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榮休教授巴里?布贊、中國商務部歐洲司原司長孫永福、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亞洲研究部副主任高亭亭、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馮仲平分別作主題發言。

　　巴里?布贊認為，BRI目前管理還比較破碎，中國可以考慮對BRI進行集中化的監管，同時可能還需要有一個更加嚴謹和嚴格的項目進行環境管理，來滿足氣候變化的全球共同任務。

　　孫永福認為，在技術合作領域，歐盟一直是中國非常好的管理合作伙伴，中歐貿易可以說是雙邊合作的穩定器，除了穩定器外還有壓艙石的作用，它保證了中歐關系在比較好的狀態下繼續進行。強化重點領域的合作是中歐合作的重要方式，包括通過建立中歐共同投資基金、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加快中歐入海快線項目，均是中歐“一帶一路”與歐洲投資計劃對接的重大項目。

　　高亭亭認為，多樣化尤其是和亞洲伙伴之間的多樣化，將是德國政府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跨大西洋合作將是新政府會關注的一個問題。當前疫情阻礙了面對面交流，影響到了德國和歐洲對中國的看法，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因為他們聽到來自中國的這些報道越來越少，還有很多的會議和辯論他們談到了中國，但是沒有中方的參與。大家應去克服特定障礙，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馮仲平認為，中歐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從改革開放之后歐盟一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現在中歐關系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深遠影響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過去四十年當中，歐盟一直把中國視為伙伴，一直是全面伙伴關系，但現在他們認為，中國現在不僅是伙伴還是經濟、技術上的競爭者和對手，這是一種新的敘事。希臘、塞爾維亞、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國仍非常歡迎與中國合作，國際發展還有聯合發展是他們非常重要的動機。20年前中國就提出希望和平發展，20年后中國的意圖及外交政策主流仍是和平合作與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鄒治波主持自由討論和總結發言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研究員作總結發言。張斌認為，今天的討論內容其實很豐富，日本學者、中國學者、歐洲學者在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很多問題。同時也討論了怎么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包括“一帶一路”面臨的一些挑戰。這種討論對大家增加相互之間的了解，包括找到以后在“一帶一路”里面研究的問題，都有很大幫助。中國之所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把中國發展的經驗推廣到世界，推廣到周邊國家包括更遠的地方。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當中，雖然遇到一些意見上的分歧非常正常，但出發點還是謀求共贏。（供稿：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博士后楊美姣、研究員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