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蒲俜

　　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中國以大國身份開展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外交，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走出了一條與歷史上傳統大國不同的外交道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指導，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重要的思想淵源。

　　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勞動、智慧的結晶，是維系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紐帶。中國有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既以經典文獻、文化物品等客體形式存在和延續，又以民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規范、風俗習俗等主體形式流傳并發揮影響。幾千年連綿不斷的獨特文化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構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在歷史長河中起著教化民眾、激勵民心、凝聚民族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將傳統文化精髓視為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也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今時代的共鳴點，能夠增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歷史底蘊，為當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奉獻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

　　倡導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出自儒家經典文獻《禮記·禮運篇》，用以描述古代先賢追求的理想社會模式，是指天下為天下人所共有、共享，選舉品德高尚、富有才能的人來治理的大同世界。“天下”的觀念在先秦時期就已形成，其內涵十分豐富，不僅僅是一個與王朝疆域范圍相關的地理概念，而且是一種與“家”“國”密切相關的價值觀，寄托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崇高的政治理想與道德信仰。在中國古代的王朝興衰、更迭中，中國的“天下”觀念始終煥發著生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強調的是運用內在道德修養的力量，通過文明教化去實現天下太平的目標；“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抒發的是中國人的濟世情懷；“達則兼濟天下”的追求，承載的是負責任的共享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情，詮釋的則是普通人的政治擔當和責任意識。

　　近代中華民族遭遇危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成為中國人求強御辱的思想武器。康有為在其所著《大同書》中，設計了大同世界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描繪了“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理想社會。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也將“天下為公”作為奮斗目標，他將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民有、民治、民享的西方思想相融合，創立了“三民主義”，提倡建立全體人民作主的“公天下”。“孫中山先生有著深厚的為民情懷，一生堅持以‘天下為公’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對此矢志不移、無比堅定。”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天下為公”從古至今的傳承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一脈相承。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天下為公”的情懷體現為中國共產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國家和民族的富強為己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對外關系中，“天下為公”的理想體現為超越民族、國家的責任感，體現為中國外交始終致力于與同世界各國建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致力于支持世界人民的正義事業。

　　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程中，中國外交追求的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福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使命，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正是“天下為公”政治理想在國際關系中的發揚光大。“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作為一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中國積極探索傳統文化基因的世界意義，著力將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優勢轉變為國際話語權的優勢，為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理論基礎和精神動力。

　　追求和而不同

　　“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在維系中國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和”，古代傳統典籍有許多精辟的論述。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認為萬物由不同的事物互相結合而成，無差別的單一事物不能產生新的事物。《左傳》中記載有“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意思是像一曲美妙的樂曲一樣和諧動聽，強調多樣性的統一。老子主張“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同樣將“和”視為萬物對立統一達到的和諧與平衡。《中庸》中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將天地各得其位、萬物生長繁衍的境界稱為“中和”。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將“和”看作是倫理、政治和社會原則。孔子還在前人有關“和”與“同”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觀點。《尚書》中則記載有適用于國家間關系的“協和萬邦”立場。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因素比“天時”、“地利”更為重要，體現出對“和”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