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立春（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對世界大勢和時代潮流的科學判斷，對中國長遠發展的未來展望，多次強調“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此，人們需要立足新時代中國戰略發展需求，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推進態勢，理清大變局中的“變”與“不變”，緊抓實現民族復興和促進人類進步的主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存量鞏固、增量改革的國家戰略有效應對，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與世界共同成長。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推進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大國戰略博弈的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不斷強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沖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出加速推進的態勢，對國際政治秩序產生深刻影響。

　　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入推進正在重塑世界格局。近代以來，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發都會引發世界變局，每一次世界格局的最終形塑也都與科技革命緊密相關。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生產力迅速發展，以英國為主要代表的西方國家成功崛起；第二次工業革命引發的世界變局波動相對較小，在西方國家內部實現了世界霸權的更迭，但進一步強化了西方國家的全球優勢；第三次工業革命開啟了數字與知識經濟時代的歷史階段，西方大國在世界中的優勢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當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生命科學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持續推進，“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幸福安康”，全球創新版圖與經濟結構被再度重構。

　　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引發全球治理深刻變革。近年來，部分西方大國政治極化態勢明顯、“逆全球化”思潮頻頻抬頭，但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行動，仍在堅持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深化了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經濟全球化并非百利而無一害，其在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會給各國的經濟環境甚至主權帶來嚴重沖擊，引發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度變革。

　　大國戰略博弈加劇國際體系的調整變化?？v覽人類有史以來的“變局”，大國博弈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變局”為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提供了場所，大國戰略博弈反過來又推動了“變局”的加速演進。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曾一度嘗試構建單極世界，但未能獲得成功，世界多極化態勢日益明顯。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已經迎來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美國等西方大國實力相對下降，對華推行技術霸權主義、發起貿易戰，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增添了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文明交流互鑒不斷強化世界多元發展。近代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之前“大變局”中占據先機、迅速發展，在全球文明中的優勢明顯，由此形成長期以來的西方文明壓制、敵對其他文明的態勢。西方文明對世界其他文明的壓制，在全球范圍內引發重重矛盾?！岸稹苯Y束，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各文明代表國之間的實力不斷縮小，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不斷增加。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與歐美等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各種文明交流互鑒，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態勢明顯，進一步推動了世界的多元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沖擊引發國際秩序的變化與調整。2019年底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矛盾，比如，全球經濟活動暫停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沉重打擊，極易引發全球范圍的經濟衰退。疫情大流行與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交織，致使國際秩序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而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頻頻抬頭，也給中國經濟整體向穩向好發展，乃至于全球經濟復蘇增長帶來諸多挑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變”與“不變”

　　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斷，更多是著眼于國際格局、全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新趨勢提出的。從世界歷史發展大勢的角度來看，大變局中的“變”，是一種正處于剛剛開始、世界體系某些方面發生變化的“量變”階段，這種量變短期內難以構成世界體系的劇變，尤其是爆炸性、斷裂性、質變性事件一時難以出現，但指明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與前進態勢。因此，大變局的本質在于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體系的革新，以及兩種制度、不同發展模式之間的斗爭發生了新變化，潛藏著“變”與“不變”的雙重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變”。從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角度來說，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在不斷增強，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將發生轉變，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差別不斷縮小，相對應，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模式、利益訴求、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國際影響力將大大增強；從國際秩序革新的角度來說，“兩極格局”結束以來的國際體系正在不斷瓦解與重構，發展中國家群體與發達國家在全球化問題上的博弈，尤其是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驅使世界多極化的均衡化發展，世界地緣經濟與政治重心的“東升西降”態勢日益明顯；從科技與產業發展角度來說，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乃至于全球產業分布、大國關系影響日益突出，各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積極作為，將對全球創新版圖與經濟結構的重塑產生深刻影響；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在和平、發展、治理、信任等維度面臨赤字危機，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激流勇進，“黑命貴”等民權運動勃興，昭示著歐美等發達國家普遍陷入制度性危機，相對應，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大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不變”。從世界發展大勢來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合作、共贏的理念日益被各國所接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態勢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歷史使命不會改變；從全球根本性力量結構、兩種制度和不同發展模式之間的斗爭的角度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但國際共產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前進發展仍面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力量的成長發展尚需一個過程，短期之內難以改變“資強社弱”的態勢，世界范圍內兩種制度的斗爭將長期存在，人類永久和平的實現還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與艱苦奮斗；從國際關系行為主體的角度來說，國際組織的作用在不斷強化，但民族國家仍是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基礎性政治單位，國家利益仍是各國對內對外政策的首要考量，國內治理仍然優于全球治理，而這也是近年來一些歐美國家不惜損壞自身形象，強調本國優先、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致使全球“逆全球化”思潮反彈的根本性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應對方略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疊加影響，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摒棄思想誤區、緊抓歷史機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扮演好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

　　保持“變”與“不變”中的戰略定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其中的“變”與“不變”，身處變局中心、對變局走勢影響極大的中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又要積極作為：要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嚴防方向性錯誤的出現；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在對外交往中充分尊重他國的權威尊嚴、文明特質；堅持“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經濟主戰場、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機遇搶占未來發展先機；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內努力，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摒棄對大變局的理解誤區。關于大變局的討論，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精準研判歷史大勢，破除思維定勢、摒棄理解誤區：一是摒棄將變局等同定局的思維誤區，大變局的加速演進是一個“進行時”“將來時”而非“過去時”，變局越大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越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實現并不等于輕輕松松地完成、中美兩國實力差距加速縮小并不等于美國不會對華采取遏制措施、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化并不意味著戰爭與災難的完全消失、經濟向穩向好發展并不意味著不會出現“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

　　二是摒棄意識形態上的盲目對立情緒，過分夸大兩個制度、不同模式之間的區別，落入西方國家的新冷戰陷阱，應當將中國視為世界公正秩序形塑的積極推動者，而非現有秩序的破壞者。

　　三是摒棄過分貶低西方、夸大自我的錯誤認知，過分高估中國在大變局中的掌控能力，應當認識到1648年以來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并未發生根本性轉變和顛覆性變化，應當估計到美國面對中國迅速發展勢必會采取各式各樣的污名化和遏制措施，應當更加看重現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業績，而不是以未來預計數據為據過分樂觀。

　　四是摒棄將歷史必然性與當前發展戰略相等同的狹隘思維，不能將大變局的戰略研判視為戰術應用，應當認識到中國在大變局中的積極作為，并非構建所謂的“中華帝國”，也不是以構建新的“華約”來對抗西方的“北約”，應當認識到大變局的更迭需要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而非中國的單打獨斗。

　　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客觀判斷國際形勢、緊抓戰略機遇期，統籌國內建設與對外關系、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以中國道路引領21世紀社會主義的新發展；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發展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賦予全球治理新理念；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臺，提高公共產品的國際供給能力，強化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團結合作，形成共同發展的聯動效應，增強我國對外的正面溢出效應；積極應對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持續提升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議題協調能力，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強調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妥善應對大變局中國際風險的持續挑戰；堅定文化自信，夯實全球治理議題的研究能力，整合國內外媒體傳播資源，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以新時代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為重點，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尤其是圍繞減貧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蘊含的中國智慧，講好中國故事，形塑良好的國際形象。

　　【本文受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一般項目“21世紀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研究”（21FKSB057）；2021年度四川大學“從0到1”創新研究重點項目“當代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發展追蹤研究”（2021CXC17）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