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鳳城（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文聯特聘專家）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其它有關講話看，大歷史觀就是強調從歷史長周期、從人類文明進步的寬視野看問題，以史鑒今。大歷史觀作為方法論原則，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總結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的歷史經驗，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中華文化燦爛輝煌，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大歷史觀之，中華文化曾經燦爛輝煌，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過重要貢獻。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這一突破時期，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至今仍支配著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感情。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古代世界幾個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都經過了一次精神的覺醒或跳躍，學界早已有此共識，并不是雅斯貝爾斯個人的新發現”，而且“更不可視為西方學人的獨特觀察”。事實上，聞一多早在1943年《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便寫道：“人類在進化的途程中蹣跚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里，人們都歌唱起來，并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里，給留傳到后代。”聞一多在這里描述的正是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的文化突破現象，不過從文學方面著眼而已。

　　由人類文明演進的大歷史看，古中國與古希臘、古印度以及古猶太文明等“軸心文明”構成人類文明展開的樞軸，盡管古希臘、古印度和古猶太文明都有過輝煌的創造，但最終湮沒在歷史的風塵中，惟有中華文明延存下來。中華文化寶庫里不僅存有海量的人文遺產，更有“四大發明”極大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西方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指出，“在文藝復興之前和期間，中國人在技術方面占據著非常支配的地位”，“古代和中世紀那些默默無聞的中國工匠對世界的貢獻遠比亞歷山大里亞的力學家和能說會道的理論家多得多”。概言之，中華傳統文化數千年間一直立于世界文明之潮頭之巔峰，“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

　　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后，曾經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華民族，在工業革命狂飆突進之時，卻由于封建統治者的頑固自大、閉關鎖國，依舊蹣跚于農業文明的黃土大道上。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隨之涌入。自那以后，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經歷了劇烈變革的陣痛。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從洋務運動到新文化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成為思想文化主導，傳統文化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洪流中、在中華文化的重生與再造中，經風雨歷磨難，但從未退出歷史舞臺。

　　從深層文化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在精神底蘊、價值追求等諸多方面均延續和弘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從近代以來包括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顯性進程看，似乎傳統文化并未起到什么作用，甚至相反，一度成為被批判被清算的對象。但是，以大歷史觀之，實際情況則復雜得多。誠然，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文化激勵、現代文化滋養，然而，從深層文化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在精神底蘊、思維方式、價值追求等諸多方面均延續和弘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即使是在表層結構上激烈反傳統時期也是如此，只不過日用而不覺而已。對此學界多有探討，有學者指出“中國在‘軸心時代’產生的德性倫理，特別是透過儒家思想的傳承，對傳統的道德文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即使在近現代，儒家道德體系受到極大的沖擊，但受到震蕩最深的是儒家以禮為代表的儀范倫理。而儒家的德性倫理，雖然就特定的圣賢君子的人格理想的實質而言，影響已減弱許多，但追求一個理想的人格與社會的精神動力似乎并未動搖。百年來，革命這條思想道路，所展現的志士精神與烈士精神以及烏托邦理想，就含有不少德性倫理追求終極與完美的精神酵素。”

　　伴隨歷史前進的腳步，中國共產黨對于傳統文化的認識日趨深刻，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性日益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充滿變革和開放精神”，指出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自古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無數變法變革圖強運動，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等豪邁宣言。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經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也曾經創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這一論述立足于新時代，從大歷史觀出發，審視立體多維的文化傳統，善于發現和弘揚過去因時代局限沒有認識到的一直延續至今的顯性和隱性的優秀成分，服務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正是立足于大歷史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闡釋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內容，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強調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文化，等等。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清晰的新時代，傳統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華文化復興中的地位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轉化與創新，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便會黯然失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固然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歷史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國際視閾下的目標追求，沒有國際比較就失去了意義。中華民族復興意味著將中國重新立于世界先進行列，發揮影響和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實踐，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同時也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沃土，是從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貫通歷史、現實與未來，可以說，中華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基本精神，仁愛誠信、以民為本、天人合一、和諧持中、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價值理念等，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底蘊，體現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方面面，體現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體現于內政外交、治黨治國治軍的宏闊實踐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轉化與創新，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便會黯然失色、失去滋養源泉、失去文化標識。歷史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環顧世界現代化進程，我們會發現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傳統文化境遇很大程度上與該民族國家所處的現代化特定階段密切相關，諸多跡象表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實現程度與傳統文化的境遇成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現代化越初步傳統文化起碼在顯性層面上遭遇的質疑與否定就越強烈，而現代化越高階傳統文化受到的禮敬和弘揚就越顯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我們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參透生活、認識自己；歷史也是一位智者，同歷史對話，我們能夠更好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面向未來。”回首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認識和對待傳統文化的歷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復興，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總方針，“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