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超一（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文化建設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了文化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要意義，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基于對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論、文化工作等不同層面，對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任務、路線作出了系統的闡述。其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文化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更是我們國家、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因此，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兩創”的含義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很顯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是一味地因循守舊、復制傳統，而是要對傳統文化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也意味著，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包含著一個不可或缺的邏輯前提，就是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要求我們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要求我們講清楚其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對中華文明歷史的了解，何以在文化傳承發展中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結合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連續性和創新性作深入探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的連續性表現為中華文明有著自古至今延綿不斷的發展，而創新性則意味著文明的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為我們理解歷史傳統之于現代文明建設的意義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

　　和歷史意識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和創新性深深植根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那些對文明發展有著深刻思考的先哲，也注意到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并將其作為貫通古今乃至達于未來的關鍵。

　　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就曾在與弟子的問答中闡發過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弟子子張請教孔子，可以知道十世以后的情形嗎？很顯然，這是一個立足于當下而面向未來的提問，是對文明發展趨向的思考。孔子對此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非但十世可知，百世之后的情形也同樣可以知曉。孔子之所以肯定能夠把握當下和未來的發展趨向，恰恰是基于對歷史傳統的認識。孔子引導子張回顧了三代之禮的沿革。殷禮之于夏、周禮之于殷，既有相因的一面，也有損益的一面。因，是因循、繼承之義，體現的就是文明的連續性。損、益，是指去除不合時宜的部分，增加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內容，這是文明創新性的體現。孔子對當下乃至未來的把握，正是基于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連續性和創新性。

　　中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記述了上至五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的漫長歷史。而司馬遷在自道《史記》的創作時特別提出，他所做的這樣一種對文明歷史的梳理工作，其根本意圖就是要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意味著司馬遷深知他所面對的數千年的文明傳統是在不斷革新的。與此同時，文明的革新之中又始終包含著可以貫通的線索，這就是文明的連續性。司馬遷強調對古今之變的貫通，就是基于對歷史及其連續性與創新性的洞見，把握文明的當下與未來。

　　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并不是兩個孤立呈現的特性。在文明的演進過程中，連續與創新往往是相伴而行、同步發生的。文明的連續與創新共同塑造著文明發展的趨向與軌跡。文明的創新是以文明的連續繼承為基礎的，而文明的連續又包含在復雜的文明革新之中。因此，要把握文明的當下與未來，就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文明歷史中所呈現出的連續性與創新性。這也是孔子“十世可知”、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基本邏輯。

　　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

　　揭示文明的內在結構

　　進一步探究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我們會發現文明的連續與創新揭示著文明所包含的內在結構。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對史實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考證。但司馬遷很清楚，“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只是一種基礎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行事層面的內容，察知決定著世事成敗興壞的規則與道理。外在的行事總是處于變化之中，但“成敗興壞之理”則是延續不變的。對規則與道理的把握，才是貫通古今之變的關鍵。司馬遷對自身工作的闡述，實際上為我們揭示出了文明的延續與變革之中所包含的事實層面和道理層面的結構。

　　當然，這還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區分。中華文明的每個層面都具有豐富的內涵。對文明不同層面內容的探究，可以有很多觀察和梳理的視角或線索。這里仍然借用前引孔子與子張討論的話題為例。在孔子與子張的對話中，孔子雖然強調三代之禮的因循與損益，但并沒有明確講出三代之間因循了什么、損益了什么。不過，在儒家經典解釋的傳統中，一般都認為三代因循的是“三綱五常”，損益變化的是“文質三統”。所謂“文質三統”，是指三代的正朔歷法以及禮制設計在外在形式上或華美或質樸的追求與特點。這些只是文明外在的事實層面的內容，是在不斷變化的。而所謂“三綱五常”，則包含了禮制所規范的夫婦、父子、君臣等倫理關系以及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要求。這些內容涵蓋了古代社會最基本的倫理規則。在古人看來，無論人倫生活的外在形式如何變化，這種底層的倫理規則始終保持著穩定的延續。在變化的形式之中，洞察不變的倫理規則，就能夠準確把握文明當下與未來的走向。

　　古代社會中儒者以“三綱五常”理解文明的連續性、以“文質三統”理解文明的創新性，無疑有其歷史的局限性。隨著古代社會的終結，在現代文明的視角下反觀這種認識，我們很容易看到，古今之間的變革遠不止于“文質三統”的變化，而被認為恒常不變的“三綱五常”也包含著某些不適應現代文明的內容。

　　文明連續性與創新性的

　　認知不斷深化與拓展

　　時代的發展以及我們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要求我們在現代文明的建設中，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中華文明及其連續性和創新性。中華文明固然在器物、行事等外在形式上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文明元素，但更重要的是支撐并指引著文明不斷發展的根本道理。越是在這樣的深刻變革中，我們越需要透過紛繁復雜的變化，去探究和了解文明所積淀的這些深層規則。但這并不是輕易能夠達成的，這一工作面臨著顯著的困難。文明的深層規則與外在形式，一隱一顯，一抽象一具體。從根本上說，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深層規則的表現；但在文明急劇發展的階段，二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分離與錯位。有些傳統的外在形式我們仍在沿襲，但已經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內涵；而有些傳統的外在形式已經消失或者發生了改變，但其精神內涵卻以新的形式仍然產生著某種影響。這無疑是了解中華文明歷史及其現狀所面臨的困難，需要我們在理論的指引下去克服和應對。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一定積淀著對人與生活世界的深刻認知。習近平文化思想已經為我們揭示了這一點，指出中華文明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概括為十個基本觀念：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對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作出了更詳細的闡述：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些思想內容正是決定著文明運行的深層規則，并在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始終產生內在的影響。

　　當然，對文明歷史與現狀的認識，還只是傳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基于對傳統文化全面深入的了解，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面對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能夠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層規則，如何能夠為其創造出富有影響力和感召力的外在形式，同樣有賴于高超的智慧。外在形式的創造，是一個基于內在規則而為物質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這一工作既需要對文明規則有透徹的理解，也需要對極大豐富、快速變化的物質文化元素有充分的把握，并恰當地加以利用和組織。只有經過這一過程，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才能同當代中國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同現實文化相融通，才能在新時代以新的形式和樣態煥發出持久的生命力。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所提出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