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蹇世瓊（西南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受共建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發展水平差異以及與我國在政治格局中建構的不同層次伙伴關系影響，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存在發展基礎差距大、學科建設不深入、產教轉化效能低等問題，導致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停留在文化交流與淺層教育管理互動層面，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學科交叉和優勢互補，既影響了共建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影響了共建國家合作主體積極性的發揮。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圍的深入發展，教育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共識。如果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缺乏科技支撐，必然會嚴重阻礙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進程。教育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智能精準育人、創新開放辦學、高效協同管理、安全規范保障等機制促進高等教育發展，并為數字化賦能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奠定邏輯基礎。

　　數字化賦能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是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走向新高度、新階段的重要支撐力，不僅能為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創新新模式提供時代性、世界性的技術引領，更能在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化、信息化進程中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合作資源的創新性配置與合作主體的積極性激發。數字化賦能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有其獨特的內涵，具體是指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驅動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產生新的增長點和推動力，為共建國家發展數字經濟、挖掘經濟增長新動能發揮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和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溢出效應。

　　數字化賦能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具有主體性更強、效率性更高、持續性更久的特征。主體性更強體現在數字化技術主要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通過對共建國家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參與規模、機構及組織等進行及時數據追蹤、數智判斷，使合作更契合主體國高等教育所植根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基礎，提高國際合作政策的針對性，提升國際合作制度的合理性，增進國際合作主體的積極性。效率性更高體現在數字化技術可通過數據集成技術、數據建模技術、元數據技術等對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各項數據進行整合、架構、分配，對合作過程、環節、效果等進行實時監督、調控，突破既有合作痛點和難點，革新合作方式，優化合作過程，提升合作質量。持續性更久體現在數字化技術自身在迭代更新中將擁有對共建國家高等教育日益充足的產出計算能力和高質量數據庫資源，通過可視化、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技術深入、系統挖掘數據中蘊含的國際合作價值，既實現高等教育領域的數據增值，更解決各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困境與難題，形成高等教育數字化國際合作共同體，轉化合作育人方式，改革合作辦學模式，創新合作體制機制等，最大限度、最大程度滿足共建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所需。

　　數字化賦能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同樣需遵循共建、共享、共商原則，以在合作理念中滲透數字化思維、在合作路徑中運用數字化技術、在合作評價中推廣數字化平臺，助力共建國家之間的文化理解、民心相通，造福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多元化發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建構等。

　　在共建維度上，需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強化人力、物力、財力投入；著力解決共建國家在數字化技術相關的后臺服務器穩定、網絡基站覆蓋性、軟硬件適配性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積極鼓勵共建國家加快推進高等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重點支持共建國家加強高等教育領域的慕課建設、智慧教育平臺搭建、在線智庫共同體建構等。高等教育相關機構應在教育部領導下，進一步總結“慕課出海”行動實施以來的有益經驗，在虛擬仿真、在線精品課、專業教學資源庫等方面進一步推進國際化行動。

　　在共享維度上，應積極發揮數字化教育的融合與增效作用，鼓勵共建國家基于本國經濟領域的建設基礎、現有業態與數字化領域的跨界性交流互通，實時、適時地興建新興數字化相關專業，逐步增加智能制造、數字貿易、智慧物流、智慧農業等專業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比例；要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對時空維度邊界的突破性以及數字化學習資源的持久保存性和反復利用性特點，逐步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領域在學科建設、專業結構調整、留學生互派等領域中的開放性；可以上海等城市的“教育數字化轉型試點區”建設為基礎，主動向共建國家高等教育系統開放元宇宙、數字孿生、AI等先進技術資源，開放虛擬仿真教學空間和數字化學習空間，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教師數字教育教研能力提升、留學生個性化與多元化學習提供優質數字化共享資源。

　　在共商維度上，既要面向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環節的貫通與融合發展，更要加強合作全程的數字化治理，筑牢可信可控的數字安全屏障，直面數字化賦能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各項挑戰；成立共建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數字化專家咨詢、風險防范、技術倫理等委員會或智庫共同體，形成定期工作制度，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技術創新、資源建設、轉化應用等方面開展深層研究，形成長期商榷機制；結合在國際政治格局中與我國的伙伴關系層次建構差異性的共商策略體系：對“競爭大于合作”的共建國家，要釋放誠意信號，促使兩國教育部門高層之間的有效對接，解決合作的基本前提——信任問題，可借助數字化教育平臺增進高等教育合作中的開誠布公，提升信任關系；通過建立健全靈活、專業、規范的數字化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發揮高等教育合作的溢出效應，突破兩國在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信任“缺口”，降低這類伙伴關系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不確定性。對“合作大于競爭”的共建國家，應在政治格局良好伙伴關系的引領與影響下，進一步在高等教育的學科布局優化、新型教育教學空間搭建、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全鏈路一體化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等環節與要素中強化數字技術共享、鼓勵數智智能驅動，共同探討、研究、解決其中的可能性爭議；在高等教育已有良好合作基礎上，借助數字化技術簡化學歷、學位等的認證程序，豐富文化、語言、學科、專業等合作內容，搭建更高層次的合作平臺，拓寬合作資源的交流渠道與優化路徑，提供堅實可靠的綜合化、智能化、便捷化保障，發展更加緊密穩固的高等教育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