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崇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楚國是周代極其重要的諸侯國。立國時雖國力弱小，“土不過同”，后來卻成長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國力強盛時，西至巴蜀，東至大海，“地方五千里”。從不斷積累的考古資料可以看到，豐富燦爛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體現了楚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安徽武王墩大墓考古正在進行中，新的考古信息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新資料。我們對楚墓的了解，始于上世紀30年代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此墓多次被盜，出土青銅器近千件，有銘文者70余件，包括一大批楚王重器。因其位于楚國最后的都城壽春之郊，專家推測墓主應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1951年10月，考古學家夏鼐帶隊在長沙近郊進行古墓葬清理發掘，發掘多座東周楚墓，第一次發現完整的楚墓棺槨和楚國竹簡。此后又有河南信陽長臺觀楚墓、淅川下寺楚墓，湖北荊州江陵楚墓、楚郢都紀南城、當陽趙家湖楚墓、大冶銅綠山古礦業遺址等發現，楚文化研究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東周各國墓葬中，楚墓是發現最多的。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看到，春秋至戰國，楚墓墓葬形制有比較大的變化。春秋時期均為豎穴土坑墓，地表沒有封土，墓坑內不設臺階，也無墓道。戰國時期，雖還是豎穴土坑墓，但中等級以上的貴族墓都有封土。荊州楚郢都紀南城北紀山陵墓區，有許多大墓的封土直徑40—100米、高6—10米。被推測為楚王墓的熊家冢陵墓西側發現排列有序的車馬坑40座，南側發現殉葬墓92座。這類墓一般都有斜坡墓道，多數為一條，也有兩條者，如可能是楚頃襄王墓的河南周口馬鞍冢就設有兩條墓道。戰國時期的大中型貴族墓，墓坑壁往往設多級臺階，規模越大，墓坑越深，臺階越多。湖北荊州天星觀邸陽君墓有15級臺階，荊門包山二號墓、棗陽九連墩1、2號墓有14級臺階，荊州望山1號墓、藤店1號墓有5級臺階；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有7級臺階。小貴族墓有的也有1級或2級臺階或墓道，平民墓則無封土、臺階和墓道。武王墩一號墓的臺階數量為21級，是目前考古已知楚墓中最多的。

　　楚貴族墓的隨葬品主要是銅禮器。按周制，天子用九鼎八簋，卿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楚墓基本應用此制度。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據著錄可知，起碼有大鑊鼎2件、平底升鼎9件、帶蓋圓腹鼎24件，另外還有簋、鬲、簠、敦、豆、尊缶、壺、盥缶、盤、匜等，據此可知，該墓肯定有牢鼎數套，其最高規格應是九鼎八簋之制。淅川下寺二號墓，墓主是楚令尹，相當于卿。該墓兩次被盜，現存的銅禮器有平底升鼎7件，即大牢七鼎之制。荊門包山二號墓，墓主為楚國左尹，其身份等級僅次于令尹。據所隨葬的鼎數，應為大牢七鼎和少牢五鼎各一套。由此可以看出，楚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那就是中國古代的禮制文明。禮制既是生活習俗，又是思想信仰，更是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一種禮制性的社會，憑借禮制來維護社會秩序，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禮制文化，具有向心性、統一性和連續性的特質。

　　從考古資料看，東周時期，我國南方形成了幾支不同的文化系統，江漢平原是楚文化，長沙一帶是百越文化，漢淮間地區是漢陽諸姬（周王朝分封在漢水以北的姬姓諸侯國）文化區，淮河下游是群舒文化區，江浙地區是吳越文化區，四川盆地及峽江地區是巴蜀文化區，嶺南是南越文化區。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楚國向四周擴張，楚文化不斷統一著長江中游及淮河流域，對周邊地區也有強烈影響。漢淮間諸國原本屬于周文化系統，至春秋中期開始逐漸楚化，融入楚文化之中。淮河下游群舒文化至晚在春秋晚期也漸變成楚文化。長沙地區的百越文化到戰國早期變成楚文化。戰國時期楚文化對江浙地區的吳越文化，對峽江地區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強烈影響，峽江地區也屬于楚文化范圍了。

　　嶺南兩廣地區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域，有著獨特的文化傳統。秦漢時期，這里的考古學文化發生了變化。從墓葬形制看，基本上是槨內分箱的楚制。墓葬隨葬品主要由三種文化系統的器物組成。一種是楚文化系統的器物，如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既有楚式銅鼎，還有仿楚式的陶鼎，一些中型墓中也多見楚式或仿楚式的鼎、壺、罍、盤等禮器。另一種是秦漢文化系統的器物，如蒜頭壺、扁壺、鍪、釜、釜甑、漢式鼎、鈁、圓壺等，這類器物在嶺南先秦時期的墓葬中幾乎不見，而大量見于嶺北各地的秦漢墓中，屬于典型的秦漢式器物。再就是本地傳統的越文化系統器物，如越式鼎、各式各樣的印紋硬陶器等。這種轉變，應是秦漢大軍南進時將兩湖地區的楚文化迅速帶入嶺南所致。

　　楚文化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真實寫照，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長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