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友梅（上海大學、上海研究院教授）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21世紀最具變革力的科技之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著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經開始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從人類歷史來看，每一次技術上的突飛猛進都會造成人類社會關系與結構的巨大變革，進而改變社會的整體面貌與運行邏輯。顯然，聚焦人類文明、社會發展而形成的人文社會科學今天也正面臨著一個跨時代的歷史性發展機遇：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向人類展現了未來社會的多種可能性；另一方面，隨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經濟社會的重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的路徑和機制也必然被重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拓展了新空間、提供了新助力、重塑了新主題。

　　其一，人工智能技術應用與數字智能社會呈現出社會形態跨越式發展的一系列新特征。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體現在深度學習、自主決策、大數據處理、自然語言理解和持續學習等幾個關鍵方面，這些特征共同構成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石。人工智能技術的分析邏輯在于把握事物的相關聯系而非因果特性，更重視的是“涌現”。在大規模數據累計與核心算法迭代的共同驅動下，其智慧化程度將會持續提升。在現實中，人工智能技術對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半導體與芯片制造、基礎算力提升、數據挖掘等一系列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帶動了智能汽車、工業機器人、AIGC、通用大模型等新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著生產方式和生活觀念，也推動著整體性的數字智能社會的形成。在人工智能技術影響下的數字智能社會存在一些與以往社會不同的特征。比如，人類自主性的空前擴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更多復雜的社會關系，“人”“物”“字節”等諸要素跨域連接的普遍化與全時空行動空間以及基于數據共享與資源整合之上、以算法核心推動的智能操控與高效協作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是把雙刃劍，它在推動生活質量提升的同時可能對個人隱私等造成威脅；人工智能技術在迅猛發展的同時可能因為算法偏見帶來歧視等倫理問題；人工智能技術在創造新工作機會的同時可能帶來勞動力市場的起伏震蕩等問題，比如勞動力市場跟隨技術的發展進行著迭代與轉型，而制造業工人的數量正在減少。如何對這些變革加以辨識和認識，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進行思考的。

　　其二，人工智能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邏輯的重構與再構影響著社會建設、治理與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多維力量交織、疊加和共振的過程，高速發展的科技、瞬息萬變的市場以及動蕩不安的全球環境往往是嵌入在一起的。數智時代存在著“數字孿生”現象，也就是說，人們不僅在現實世界中工作、生活、交往，也在虛擬世界中工作、生活、交往，人們可能恰恰通過在現實世界中的交往構造出了一個超乎想象的虛擬世界。現實與虛擬社會的邊界已然模糊不清，人類社會的維度得到了空前的拓展，由此也帶來了社會本體的復雜化。這兩個世界的運作機制、價值觀念、交往邏輯可能非常不同，繼而對社會建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現實看，西方學者對后工業社會進行研究時，已經意識到可能出現的社會極化、碎片化、流動化、個體化、不穩定化等問題。更重要的是，數字智能社會的資源分配機制、社會分層結構、社會互動邏輯與以往可能都不同。如果說工業社會的資源分配主要依靠人類既有的制度設置，如市場的初次分配與國家的再分配，那么數字智能時代的資源分配方式顯然更為多元，也更加復雜。這也意味著社會運行的邏輯（或者說核心算法）已發生了變化，技術要素已經介入了制度分配的實踐過程，那么對于技術的干預、引導、規制并使之“向善”就成為當下社會治理關注的核心問題。此外，從規模來看，數智時代的經濟社會系統變得更為龐大，這不僅體現在實體化的個體、組織以及制度等方面，還體現在不同介質的多重主體的交互、糾纏與變動，社會主體也更加取向多樣化和不確定，其社會行動及其關系網絡的構建也因此更加復雜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將現實生活中常用的治理手段直接用于虛擬世界中，可能會面對不適用甚至無效的問題。要能夠介入這種極端復雜的社會本體、主體以及關系格局中，亟待增強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

　　其三，數字智能時代的社會建設與治理需要整體性、系統性思維。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社會，是人類文明極端復雜化的最新實踐形態，既反映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同時也正在消除人類社會的傳統邊界，進而形成更具有共同屬性的發展，這就對社會建設、治理與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調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前幾年，學界對技術治理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分析，發現社會治理部門可能只是采用更新的技術手段來強化以往的治理邏輯，但治理理念和治理思路本身其實并沒有得到提升，這種思路僅僅將人工智能作為工具而非一種系統化、整體化、復雜化的社會實踐。比如，一些地方為了更好地對往來人員進行管理，采用了人臉識別技術，廣泛采集他人信息（甚至進行售賣），而數字智能治理應有的保護公民信息的理念卻沒有建立起來，也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使得公民信息的保護付之闕如。可以說，包括人工智能技術在內的一切技術既是一種工具，同時也是一種結構化力量，與社會始終處于相互塑造的實踐中。所以，如何使我們的治理理念、治理思路等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發展，是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我們發現，現在已經不能簡單地就社會建設談社會建設了，而是需要從整體社會系統出發，也就是既要分析社會領域與經濟領域、技術領域等系統互嵌、互動、互饋的實踐，也要分析本國、國家間乃至于全球性社會治理之間的同頻共振。換言之，要在這些整體系統的實踐中探索人工智能技術推動社會治理系統能級提升的可能性及其路徑，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本質與中國特質、人民本位的價值引領。人文社會科學以人類的精神世界、精神文明和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揭示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既有客觀的一面也有主觀的一面，有真理性也有功利性。同時，有研究者指出，技術不好也不壞，更并非中立，技術也有其價值觀，但技術價值觀說到底還是人的價值觀，是人的價值觀的延伸。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在人工智能沖擊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聚焦點會發生重要轉變。但其中不變的是人文社會科學以提升人類福祉、促進社會進步，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為價值取向。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更需要深入踐行“兩個結合”，始終堅持守正創新以超越簡單的“科技向善”。

　　有研究者指出，未來95%的人工智能應用就像管線系統一樣在后臺運行，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數據世界和人類世界交織在一起。人工智能推動人類社會的劇變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是走向更高層次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但現階段只靠人或只靠人工智能都不行，二者要結合在一起。換言之，在我們借助人工智能來分析人工智能驅動的數字智能社會的實踐中，不僅需要技術，同時更要有人文社會科學的深度參與，尤其是要能夠推動科學技術創新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社會科學更需要能夠對數字智能時代社會狀況進行深入洞察，能夠對人工智能技術影響社會各領域的具體狀況、方式和機制加以了解，一起來推進數字中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