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丁（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副館長）

　　英雄自古多柔情，家書從來系家國。家書是家人和親友之間傳遞信息和情感的載體，真切反映了個體的生命歷程、精神世界，同時折射出社會的變遷，也是國家興衰變化的一面鏡子。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家國同構是其突出特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士人的人生理想，因此家國情懷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無論是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清代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還是抗日英雄趙一曼“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科學家錢學森“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歷代仁人志士都把國家和天下百姓作為服務的最高對象而矢志不移。家與國高度統一，為家即是為國，為國即是為家，愛國愛家成為中華傳統美德，保家衛國一次次成為時代最強音，家國情懷凝結在一封封的家書中。

　　家書是寫給最親近的人的，本來就是私密的文字，作者沒有想到會公開，所以在信中與家人敞開心扉，把無盡的思念和真摯的情感傾訴于筆端。重讀革命前輩寫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家書，那一個個鮮活的場面、一句句樸素的話語、一段段濃烈的情感，撲面而來，使我們仿佛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在收獲滿滿感動的同時，內心涌起蓬勃向上的力量。

　　在家書里，我們讀到了他們思親戀家、鐵骨柔情的美德。在淮海戰役中犧牲的陳鴻漢烈士在戰斗間隙給父母寫信，對于自己11年沒有跟家里聯系深表歉疚，報告工作和生活情況，表示“當我把蔣介石打垮后，返里，看大人，請大人原諒吧”。早年參加革命的鐘敬之也是12年沒跟母親聯系了。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他擔任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抽暇給在老家嵊縣的母親寫信，暢敘別情：“和母親是一定要見面的，那時候，或者是我回家去，或者是請母親來上海。”1950年8月1日，新中國第一個建軍節，王少勛收到弟弟的來信，得知母親去世的噩耗，趕緊給弟弟回信：“您想，我心中是多么的難過呀！回想十三年前的分別，我為了抗日救國民族解放事業，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場。這一分別，竟然成為永別了。”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并非沒有感情的人，他們想家、想念親人，期盼與親人團聚。可是為了大多數人的解放，很多人沒有回到他們魂牽夢縈的家鄉，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親人。

　　在家書里，我們讀到了他們信仰堅定、勇于犧牲的精神。1948年9月27日在塔山阻擊戰前大東山戰斗中犧牲的許英烈士，在戰前寫給母親還沒有來得及寄出的家書中說：“為著母親的幸福，為著全人類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殺敵，我的光榮正是母親的光榮、全家的光榮”。在渡江戰役中犧牲的華野九縱25師75團偵查員牟明亮烈士，于1948年10月21日給父母寫信說：“我們日前攻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殲敵十余萬人，勝利品很多，但我在戰斗中，右背負傷，現已痊愈。我又回到本單位工作，各方面也特別的快樂，希大人勿念。”1949年6月13日在咸陽阻擊戰斗中犧牲的郭天棟烈士，在寫給父母尚沒有寄出的家書中說：“兒為祖國不能敬〔盡〕孝，兒為人民不顧己事。兒雖沒入黨，而〔但〕也是共產黨領導的戰士。今日站在革命隊〈伍〉里，一定非把敵人消滅完，犧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許英、牟明亮、郭天棟，都是在人民軍隊里鍛煉成長起來的堅強戰士，他們認清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堅定跟黨走，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革命的勝利。

　　在家書里，我們讀到了他們主動作為、追求崇高的品格。1949年1月24日，參與接管天津的四野戰士羅士杰給父親寫信說：“只要再有一年，這個全國光明的日子就會來臨，希望您保重身體，努力生產，支援前線，以助我們早日完成全國解放的勝利。”1950年1月6日，即將赴長沙就任53軍政委，參與改造長沙起義部隊的王振乾將軍給兩位弟弟寫信，鼓勵他們努力學習新知識，為祖國建設貢獻力量：“不要從自滿保守情緒出發，計較個人的斗爭果實，因而產生松勁享樂退休等現象，革命斗爭日久的同志固然不應如此，初步獻身革命的青年更要長久保持內心的火熱。”1951年3月21日，解放軍戰士李征明給父母寫信，同時寄書回家，希望幾位弟弟、姐姐、妹妹思想上進步，工作上努力，認為“青年人要找到光明前途，惟一參加革命工作和各種建設上去，和參加組織更是重要的政治生命”。參軍、入黨，為了新中國的成立浴血奮戰，然后激情滿懷地投身新中國建設，個人利益服從于集體利益，是那個時代的青年所追求的主流價值觀。

　　在家書里，我們讀到了他們著眼大局、自我革命的勇氣。1948年10月1日在遼沈戰役中犧牲的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將軍，在戰前寫給母親和哥哥的信中說：“我家有地出租，這就是地主，應做模范，把地自動讓給農民，這才算名符其實的革命家庭。”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在寫給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說：“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愿違背原則做事。”新中國成立之初，謝覺哉擔任內務部長。1950年1月21日他給湖南老家的兩個兒子寫信，明確拒絕了他們來京的請求，即使以后要來，也要自己買票，“因為任何人坐車，都要買票”。1950年2月2日正在四川納溪縣政府擔任秘書的二野軍大畢業生李騮先，寫信勸父親“換腦筋，學習新社會的理論，使思想不會落人之后”，希望大哥“去〔取〕消舊意識、舊作風，努力工作，爭取入黨，做一個最新式的布爾什維克”。新中國成立前后，新舊交替，黨中央注重自身建設，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全黨上下對標黨章黨紀，領導干部堅持原則，不徇私情，每個人從自身找問題、找差距，教育家人，跟上時代，這就是一場觸及靈魂的自我革命。

　　家書紙短，家國情長。捧讀這一封封浸滿歲月滄桑的家書，使我們更加真切地體會到新中國的來之不易，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繼、犧牲奉獻的結果。他們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將永載史冊，值得后人銘記。

　　滄海桑田，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記憶逐漸模糊。所幸，他們留下的家書還在，使我們能夠通過家書，觸摸當年的歷史，感受家書背后熾熱的家國情懷。更為重要的是，在革命先輩的紅色家書中，我們找到了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密碼，那就是每個黨員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信仰如磐，無畏犧牲，無私奉獻。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攻堅克難，取得勝利，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