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雄杰（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師發展中心博士研究生）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雙重浪潮推動下，高等教育學科正經歷一場深層的認知變革。多元理論的交匯與政策實踐的嵌入，使得學術話語中的諸多核心術語在跨語境遷移與本土適配中出現語義擴展、邊界模糊與功能錯位等現象。概念體系的泛化傾向不僅削弱了術語的解釋力與操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科自身的理論積累與范式建構。面對范式轉換中不斷涌現的理論張力與規范困境，亟須從概念生成邏輯與語義演化路徑出發，厘清術語擴展的內在機制與外部動因，從而在解構與重構的辯證張力中，建構高等教育學科話語理性與概念治理的實踐進路。

　　表現形態

　　概念是理論建構的基石。無論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論還是本土化發展路徑，皆離不開對概念的界定與使用。優秀的概念不僅涵蓋豐富的實踐現象，亦常凝練為學者思想體系的核心表達。例如，“高等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是潘懋元先生教育理論的重要內容。20世紀80年代，該理論主要服務于高等教育系統的宏觀結構設計，強調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進入21世紀，其內涵逐步滲透至微觀治理層面，關注院校自主權與政府監管的邊界平衡。與之類似，許多高等教育術語起源于現實問題，并在回應問題、貢獻理論與政策方案的過程中不斷激發生命力。這種動態調適機制表明，概念的本質在于保持核心要義的同時，通過語義延伸實現理論工具的持續更新。然而，若語義延展超出原有功能范圍，則易陷入“范疇漂移”狀態，削弱其理論指導與實踐規范功能。

　　從縱向歷時維度來看，不少高等教育術語經歷了從單一向復合、從抽象向具體的語義演化。例如，“立德樹人”作為國家層面提出的根本任務，早期強調意識形態教育與價值觀塑造，在新時代則逐漸拓展至通識素養、創新能力與全球勝任力等全人培養目標。從橫向共時視角觀察，概念在不同組織與語境中表現出多元形態，形成“術語變體”。這種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制度彈性，但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共同體的認知共識，增加了資源配置與合作治理的協商成本。

　　更值得關注的是，國際高等教育概念在本土化過程中常發生“語義偏移”現象。例如，“創業型大學”理念在東亞地區的實踐中，其原有的學術商業化內核常被置換為產學合作的技術轉化模式，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概念混血品”。這種本土化的語義重構，雖符合地區教育現實，但也可能遮蔽原概念的理論深度與規范指向。

　　生成動因

　　高等教育學科內部概念泛化的深層動因，既源于學術語用的自由性，也受到實踐場域的干預性以及國際話語滲透性的影響。這一現象不僅挑戰學科的理論建構力，也反映出學術共同體在概念治理上的集體困境。

　　首先，概念本身具有開放性與動態性，隨著研究議題的擴展和知識問題的復雜化，核心術語往往被賦予新的語義內涵，進而在不同研究路徑中獲得多重解釋。這種解釋的多元化在豐富理論視角的同時，也容易造成概念邊界的漂移與意義的稀釋。

　　其次，隨著高等教育研究逐漸與政策制定、高校治理乃至技術革新形成緊密互動，一批政策高頻術語表現出強烈的語義泛化趨勢。“高質量發展”“一流學科”“教育強國”等術語所蘊含的動員效應與象征意義，使其成為學術研究中的高頻表述工具。在政策推動和績效考核導向下，它們逐漸被轉化為操作性指標或制度標簽。這一過程中，術語原有的理論張力和分析功能被削弱，使得其在理論層面指向模糊。其含義在“政策—學術—實踐”的多重場域中被不斷拉扯，從而加劇了概念的泛化趨勢。

　　最后，跨文化傳播與國際話語引進也對本土理論概念的穩定性構成挑戰。源自國外教育理論體系的核心術語，如“學習成果”“素養導向”，在引入高等教育學科研究中時常面臨語義遷移問題。在未經過系統翻譯與語境調適的情況下，這些概念往往與本土實踐或已有概念產生沖突，形成語義重疊甚至功能擠壓，進一步激化高等教育研究語境中的概念泛化現象。

　　理論張力

　　高等教育學科內部核心術語的泛化，對學術研究的清晰性和有效性帶來了挑戰。一方面，術語邊界的模糊化削弱了理論分析的區分力，使學術交流失去共同的語義基礎。例如，“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學生為中心”等術語在不同語境下常常被泛用為某種價值表征或政策意圖的替代物，導致其難以承載有效的知識建構功能。從這一角度看，概念泛化既是研究語言規范失序的體現，也是學科內部知識結構松動的征候。

　　另一方面，概念泛化并非全然是負面的，它也意味著學科正在回應外部現實的復雜性。泛化所釋放的“語義張力”，為概念的再生產和理論的迭代提供了契機。許多具有深刻學術洞見的高等教育理論，正是在原有術語體系遭遇“應用瓶頸”時，通過重新界定或轉化舊有概念獲得新生。因此，泛化現象本身也構成了理論演進過程中的一種“生成性張力”。正因如此，泛化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使用，而在于如何使用。在理論生產與實踐反饋之間保持敏感的張力控制，厘清術語使用的語境邊界、功能取向與知識指向，才是回應概念泛化問題的核心所在。

　　治理路徑

　　構建概念生態的修復機制，亟須從學術共同體的內部機制出發，重建概念生成與運用的規范生態。

　　第一，重視概念范疇的系統整理與界定。要從歷史語境出發梳理術語的演化脈絡，明確核心概念的本體屬性、理論指向與適用邊界，構建一套具有體系性的高等教育基礎術語體系。這一工作不僅是理論積累的結果，更是學科自我辨識與知識自律的重要標志。

　　第二，強化學術語用的規范意識。學術共同體應通過期刊審稿機制、學術評價導向以及研究生培養制度，引導研究者遵循術語使用的邏輯一致性與語境適配性，避免“拿來即用”的移植性表達和“濫用術語”的策略性包裝。同時，應提倡“術語即方法”的視角，將核心術語的使用置于研究設計和理論分析的全過程之中，提升學術語言的解釋力與理論穿透力。

　　第三，推進本土教育話語的理論化與學理化進程。在引介國際高等教育概念的同時，應警惕術語移植中的語義沖突與話語殖民，增強本土教育經驗的理論反思與知識表達能力。通過構建具有原創性的概念工具與本土話語體系，推動高等教育學科由“借語發展”走向“自我命名”。

　　高等教育學科概念體系的演進，映射著學術共同體對教育現實與理論范式不斷拓展的認知邊界。只有在解構中審視每個術語背后的權力印記，在重構中校準概念創新的價值坐標，方能實現理論生命力與實踐有效性的辯證統一。未來的概念治理不應追求絕對穩定的術語體系，而需建立動態平衡機制，使概念系統既能如活水流動，吸收新知的養分，又不致泛濫成災，沖毀學術傳承的堤壩。這既是高等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內在要求，也是知識共同體應對時代變革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