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子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大局。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主要體現在政治思想、組織動員、戰略策略、軍事斗爭等方面的堅強領導。

　　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布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眾，一致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利益出發，發布一系列文告、宣言，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決不屈服的堅定意志，莊嚴宣告了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戰斗到底的堅強決心。

　　中國共產黨不僅參加并積極推動了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發展，而且直接領導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武裝斗爭。1933年，當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武裝斗爭從一度高漲轉向低潮時，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卻在斗爭中不斷壯大，把東北人民抗日游擊戰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1936年春至1937年10月，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先后被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至第11軍，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殊死搏斗。

　　1935年華北事變后，面對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放棄“反蔣”口號，提出“逼蔣抗日”方針。12月12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從民族大義出發，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創造了必要前提。

　　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盧溝橋事變，中國全民族抗戰由此爆發。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強調“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9日，人民抗日紅軍將領率全體指戰員致電國民政府，表示“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7月15日，中共代表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國民黨。9月22日，該宣言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這標志著以抗日為共同目標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歷史告訴我們，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和英勇行動，領導和推動了全國抗戰的興起和發展。

　　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抗日戰爭是一場敵強我弱的戰爭，中國人民只有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把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視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和政治保證，并以之作為自己的重大責任。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具有三大鮮明特點：廣泛的民族性和復雜性、兩個政權兩支軍隊并存、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綱領。全民族抗戰初期，國民黨表現出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先后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逐漸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針。11月中旬，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又通過以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新方針。在此方針指導下，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迅速擴大，由制造小規模的軍事摩擦，發展成針對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的大規模武裝進攻。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針對國民黨的兩面性，中國共產黨提出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并將其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報告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確定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

　　1939年至1943年間，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更是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皖南事變。在抗戰局面出現嚴重危機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是當之無愧的團結抗戰核心。

　　制定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為抗戰勝利指明方向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根據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旗幟鮮明地提出全民族的全面抗戰路線以及持久戰和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抗戰爆發初期就認識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提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堅信，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實行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是戰勝民族敵人所必須遵循的唯一正確路線。

　　為了從理論上科學地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駁斥亡國論、速勝論，鼓舞全國人民的信心和斗志，1938年，毛澤東同志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科學闡述了中國抗戰為什么是持久戰的問題，完整提出了實行持久戰的一整套具體的作戰方針與原則，明確指出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毛澤東同志科學預見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將相持階段視為持久抗戰轉到最后勝利的“樞紐”。毛澤東同志將以往戰爭史上通常作為輔助作戰形式的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并深入闡述抗日游擊戰爭的具體戰略問題，對統一和提高全黨全軍關于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促進抗日游擊戰爭在廣大敵后戰場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戰主戰場，是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

　　在全民族抗戰中，國共兩黨軍隊分別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兩個戰場對日作戰。兩個戰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開展敵人后方的游擊戰爭，而敵后游擊戰爭又鉗制了大量的敵軍，配合了正面主力軍的抗戰。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占據主要地位。隨著日軍戰略進攻的深入和國民黨軍的節節敗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抓住戰機，大膽深入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頗為有效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還創造了建立武裝工作隊等斗爭形式，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敵后戰場的開辟，打亂了日軍作戰前線與后方的劃分，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變被動為主動，對敵人構成了兩面夾擊的有利戰略態勢。到抗戰結束時，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敵后戰場不僅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戰場，而且在亞太地區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英勇斗爭，抗日戰爭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徹底的勝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80年過去了，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將銘記歷史、開創未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