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祥君（湖南理工學院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湖南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岳陽市基地研究員）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加速發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新質生產力正在重塑教育生態。地方高校作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師資隊伍建設直接關系到人才培養效能和科技創新能力，也影響著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以新質生產力引領地方高校高水平師資隊伍建設，不僅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區域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

　　地方高校師資隊伍建設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一是人才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錯位。地方高校在人才供給與需求方面存在顯著的結構性錯位問題。一方面，部分專業師資隊伍與招生規模發展不協調。近年來，地方高校不斷擴招，學生數量大幅增加，但專任教師的凈增數量未能與學生數量同步增長，導致部分專業專任教師數量不足，個別緊缺專業師資更為緊張。另一方面，人才結構失衡問題突出。地方高校普遍面臨高層次領軍型教師和高水平科研團隊人才偏少的局面，而具有博士學位的高層次青年教師數量也嚴重不足。教育部發布2023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高校專任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僅為30%，且主要集中在一流學科領域，而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的師資缺口較大。這種人才供給與需求的錯位，不僅影響了地方高校的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也難以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

　　二是評價體系與發展目標的適配性不足。地方高?，F行評價體系與區域發展目標之間存在錯位現象。當前，地方高校的師資評價仍受“五唯”（論文、帽子、職稱、學歷、獎項）導向影響，難以全面評估教師的教學科研創新能力，也不利于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目標。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在于，部分地方高校在戰略規劃中過度追求既有優勢學科的規模擴張，忽視地方產業對應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評價導向與發展目標的錯位，既制約教師服務地方經濟的積極性，也導致教育供給與區域產業升級需求產生結構性矛盾。

　　三是資源配置與戰略需求的動態失衡。地方高校在資源配置與戰略需求方面存在動態失衡的困境。地方高校在資源配置上存在不合理之處，發展基礎較好的學科專業資源過度集中，而一些地方產業發展急需的學科專業卻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此外，地方高校面臨著地理位置和經濟環境的限制，導致人才引進困難且成本相對較高。重點高校的“虹吸效應”也導致地方高校人才加速流失，加劇了資源配置與戰略需求的動態失衡。教育部—華為“智能基座”產教融合協同育人基地調研數據（2023）顯示，中西部地區地方高校高層次人才流失率持續高位運行。長此以往，地方院校在人才競爭中將逐漸被邊緣化，難以構建與區域經濟適配的特色學科體系。

　　新質生產力背景下師資隊伍的應用范式

　　新質生產力變革的第一個特征是生產要素的數字化轉型。隨著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入，師資隊伍相關的生產要素，包括教師的教學行為、科研成果、社會服務等，都可轉化為可量化、可優化的數據流。這種數字化轉型不僅提高了教育管理的效率和精準性，還為個性化教學創造了條件。通過大數據分析，教師能精準把握學生的學習進度與需求，進而實現教學內容和方法的個性化調整。此外，數字化的教學科研成果與社會服務數據為教育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有效推動了師資的優化配置與人才質量的提升，為教育現代化注入了新動力。

　　新質生產力變革的第二個特征是組織形態的平臺化。在這一趨勢下，教育領域的組織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绲赜?、跨學科的虛擬教研室、科研協作網絡等新型組織形態不斷涌現，打破了傳統的物理邊界，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廣泛共享和高效利用。這些平臺化的組織形態不僅促進了教師間的交流合作，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廣闊的學習空間和更多樣化的學習資源。通過平臺化組織，教師能更便捷地參與國內外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學生也能接觸到更多前沿知識和優秀師資，這也為師資隊伍的創新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新質生產力變革的第三個特征是發展模式的生態化。在這一模式下，教育領域的發展不再孤立，而是形成了人才成長與技術創新共生共榮的生態系統。在這一生態系統中，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等不同主體成為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利益共同體，共同推動教育和科技的進步，實現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社會的共贏。例如，產教融合機制促進教育內容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虛擬實驗室、數字課桌等技術工具加速了科技成果轉化。這種生態化模式既為教育注入持續創新動力，又通過培養復合型人才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體現了新質生產力“創新、質優、提效”的核心特征。

　　新質生產力引領高水平師資建設的實踐路徑

　　構建數據驅動的供需平衡體系。新質生產力引領教育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通過數據賦能與智能協同重構供需平衡體系。通過整合跨區域教育數據資源，建立智能分析平臺，實時監測區域產業需求與高校人才供給的匹配度，動態調整學科專業布局。例如，搭建“區域教學大數據智能分析平臺”，通過比對企業用工信息與高校培養數據，精準識別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的錯位，從而指導課程體系迭代與招生規模調整。同步構建的“三維數字教育資源系統”深度解析教師授課數據，依托機器學習技術定位其數字化技能、跨學科研究等能力缺口，針對性推送虛擬仿真培訓、產業實踐工作坊等定制化培養方案，有效破解教育數據碎片化難題，形成產教聯動的動態校準機制。

　　重塑人機協同的教師評價模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正在重塑教師發展生態。以“教師卓越數字系統”為核心構建多維評價體系，突破傳統科研至上的單一維度，將課堂教學智能診斷（如AI對師生互動頻次、技術融合度的量化評估）、技術倫理實踐等指標納入職稱評審標準。借助虛擬教研室與遠程協作平臺，高校教師與企業技術專家可開展聯合技術攻關，推動評價標準向產業轉化能力傾斜。這種人機協同模式不僅構建起“教學創新—技術應用—倫理實踐”三位一體的能力框架，更通過跨區域教師發展共同體，形成教育鏈與產業鏈價值共創的良性循環，使師資建設與區域發展戰略形成深度耦合。

　　創新利益攸關的生態資源配置機制。構建“政—校—企—研”多贏的生態資源配置機制，以“利益攸關”為導向分配資源。例如，設立“產教融合專項基金”，對參與校企聯合技術攻關的教師給予績效獎勵，并優先配置實驗設備與科研經費。同時，推行“動態薪酬體系”，將教師參與區域產業服務、科技成果轉化的實效與薪資掛鉤，打破“重論文輕應用”的傳統資源配置模式。此外，通過“學科團隊共建”機制，鼓勵高校與企業聯合申報重大項目，共享知識產權收益，激發教師服務地方經濟的主動性。此類機制強化了資源調配的利益相關性，推動師資力量向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和協同發展傾斜。

　　地方高校師資隊伍正經歷從“人力資本”向“數字智能資本”的范式躍遷。這種變革不是簡單的技術疊加，而是教育要素、組織形態、制度體系的系統性重構。數字化、平臺化、生態化的協同演進，本質上是通過新質生產力重構地方高校高水平師資隊伍的“要素—組織—模式”體系。這種變革不是對傳統師資隊伍體系的修補，而是通過數據要素達到人才供需對位，通過人機平臺完成評價模式重構，通過利益生態實現資源配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