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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友群(山東大學黨委書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高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和推進“第二個結合”研究闡釋,勇于擔當理論創新策源地,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切實發揮好引領作用。
厚植新文科建設發展沃土
新文科建設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其本質在于構建貫通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學科體系,是落實“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實踐載體。
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與傳統文史哲學科在知識范式、研究方法和教育體系方面呈現出結構性張力:前者側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系統建構,后者偏重傳統學術范式的賡續傳承;前者強調問題導向的實踐品格,后者注重義理考據的學術傳統。破解這種學科張力的關鍵,在于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通過新文科建設推動學科體系的重構與融合,構建既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又深植中華文化基因的學術共同體。這要求我們超越簡單的學科交叉概念,推動既能運用唯物史觀闡釋傳統文化價值,又能以中華文明精神標識激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
構建需求牽引、問題導向的動態調整機制。面對百年變局下文明形態競爭的新態勢,必須立足國家戰略需求,優化學科結構布局。在基礎學科領域,強化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能力,比如構建儒學與政治學、古典文獻學與數字人文的交叉研究范式;在應用學科領域,聚焦治國理政重大命題,推動傳統治理智慧與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對話創新。這種轉型需要突破“專業培養”的傳統窠臼,構建“大文科”“極交叉”的教育生態系統,通過學分互認、多導師制、項目制學習等機制創新,培育既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工具,又深諳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同時還精通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復合型人才。
高校要依托新文科建設,重點培養三類人才隊伍。一是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骨干的培養。建立長周期、“極交叉”、本碩博貫通的培養機制,打破專業學科壁壘,培養具有多領域知識素養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骨干,以扎實的學術功力和深邃的卓識遠見,立足中國的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二是新時代學術領軍人物的鍛造。創新“政產學研”協同育人機制,通過政策咨詢與智庫研究領域的課題攻關,引導學者在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傳承發展等關鍵領域開展戰略研究,通過研究在價值維度上強化“兩個結合”的理論自覺,在知識維度上構建“經史互參”的學術底蘊,在實踐維度上培育“知行合一”的咨政能力。三是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隊伍的培育。將習近平文化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干部政德教育和人文素養培育模塊納入干部培訓體系,形成常態化、系統化干部教育機制,邀請知名學者與資深政要共同指導,培育既通曉傳統文化精髓又深諳現代治理規律的新型文化治理人才。
激發有組織科研創新動能
高校作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重要力量,應當充分發揮理論創新的策源地功能。通過系統化、組織化的學術團隊建設,推動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現代性轉化,構建立足中國實踐、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自主知識體系。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系統性挖掘與現代闡釋,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經驗開展學理化提煉,通過批判性知識重構,形成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
構建多學科協同創新平臺,突破傳統學科建制的藩籬。依托平臺組建由現代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等學科的學者與人文學者、理工科學者共同構成的創新團隊,建立“極交叉”研究機制。在基礎研究層面,組建典籍闡釋與理論創新團隊,重點攻關儒家思想與社會治理的現代轉化研究;在應用研究層面,成立交叉學科實驗室,開展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治理技術的融合實驗;在政策轉化層面,建立學術研究與智庫服務的聯動機制,將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轉化為現代德治與法治結合的制度設計。通過這種立體化推進,最終形成既具有文明特質又能進行國際對話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理論支撐。
構建哲學社會科學有組織科研范式,亟須建立與之適配的學術評價體系。傳統評價機制存在結構性矛盾:一是以論文、著作、項目等標準化成果形態為載體的“形式化”評價,與人文社科研究價值的多元性存在張力;二是以期刊等級、立項機構層級為標準的“層級化”評價,與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需求產生錯位;三是以成果數量累積為特征的“計量化”評價,與研究質量和社會效益形成悖論;四是以單一學科為分界的“窄視化”評價與解決跨領域復雜社會問題的研究成果難以匹配。
破解上述矛盾,需要加大力度破除“五唯”(即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全面推進學術評價機制改革。針對基礎理論研究,構建以學術原創性和思想引領性為核心的評估體系,將典籍注疏的創新闡釋、理論范式的突破重構、學術流派的自主創建等納入核心指標,建立以同行評議為主導的評價模式。對于應用對策研究,注重評價研究成果能否轉化為成功落地的政策,并為構建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將學術成果的大眾傳播效果、文化產品的受眾覆蓋面、理論闡釋的社會接受度等納入評價范疇,針對有組織科研的開展,建立跨學科團隊攻關項目評估考核機制,重點考察傳統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協同創新成效。
增強國際學術話語主導權
推進“第二個結合”需要構建系統化的國際人文交流體系。以踐行全球文明倡議為引領,立足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在國際學術合作中實現價值共鳴與話語創新。
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對話平臺。定期舉辦世界級跨文明高端論壇,邀請國際一流學者、政要、文化精英共同參與,重點圍繞儒學傳統中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與西方文化價值體系展開深度對話,形成中西文明比較的常態化對話機制。例如博鰲亞洲論壇、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世界古典學大會等,致力于打造兼具學術深度與國際能見度的年度思想盛會。實施國際學者駐訪計劃,重點吸納海外一流漢學家、文明比較研究專家來華開展中長期學術交流,自主培養一批具備“第二個結合”理論視野的新生代漢學家。通過田野調查、聯合研究等方式,增進對中國理論的直觀認知。在留學生培養方面,需要完善培養模式,在扎實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組織國際學生深入社區、企業開展社會實踐,使其既能研讀典籍中的傳統中國,又能觀察現實中的當代中國。
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關鍵在于主動設置全球性議題。這就要求我們系統闡釋中華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化路徑,將“天人合一”“天下為公”等核心理念轉化為國際學界可理解的分析框架。建立具有中國視角的文明評價標準,例如通過發布年度“全球文明發展報告”,構建涵蓋文化傳承、社會治理、生態倫理等維度的評估指標體系。在理論傳播方式上,開發多語種數字平臺,運用VR技術再現孔子周游列國、陽明悟道等文化場景,使國際受眾獲得沉浸式認知體驗。對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組織跨國翻譯團隊進行精準譯介,增強國際學術共同體的理解認同。
深化文明互鑒需要拓展多層次的實踐路徑。在學術研究層面,設立中西社會觀比較研究國際課題,組織跨國團隊開展聯合攻關。可聚焦“儒家禮治傳統與西方契約精神”“家國同構與個人主義”等命題,通過比較研究揭示不同文明的社會治理智慧;辦好諸如《國際儒學》(中英文版)、《文史哲》(國際版)等學術期刊,使其成為理論爭鳴的國際陣地,既刊發中國學者對自由主義理論的批判性研究,也刊登國際學者對儒家思想的創新性闡釋。在民間交流層面,推動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中外城市結對開展非遺展演、社區治理經驗分享等活動,使文明對話從學術殿堂延伸至市井街巷。這種立體化交流模式,既能保持理論探討的嚴謹性,又能增強文明互鑒的感染力。
確保理論傳播實效必須建立動態優化機制。開發有學術影響力追蹤數據庫,運用大數據實時監測國際期刊、學術會議對中國理論的引用與評價。通過構建理論傳播區域認知圖譜,精準識別歐美、東南亞、非洲等不同區域的接受差異。傳播策略的調整需建立多方協作機制,既要依據數據反饋優化敘事重點,也要通過國際學術共同體中的第三方學者開展理論闡釋,避免文化傳播中的“話語逆差”,推動中國理論在國際學術場域實現創造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