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樹友、曲迪

　　吉林省檔案館保存的日本侵華檔案，是由日本侵略者形成的原始檔案，記錄了大量東北抗聯的活動情況，是研究東北抗聯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一份形成于1934年的檔案，記載了日軍劫掠《東北人民革命軍及赤色游擊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并將其譯為日文上報存檔的相關情況。在這份制定于東北抗聯創建初期的條例中，與紀律建設相關的條款就有10條之多，足以證明東北抗聯對作風和紀律建設工作的高度重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作風和紀律建設在東北抗聯部隊建設中始終占據重要位置，對東北抗聯在極端艱苦環境中頑強堅持斗爭具有重大意義。

　　鋼鐵紀律：東北抗聯的鮮明標志。東北抗聯是一支由多民族、各階層反日群眾共同組成的抗日武裝。因其構成成分復雜多樣、所處斗爭環境艱難惡劣，作風和紀律建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自創立之初，東北抗聯就十分重視對紀律規定的制定工作，并逐步構建起一套彰顯人民軍隊性質宗旨的制度體系，成為東北抗聯這支抗日武裝的重要特征。

　　1933年9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獨立師在成立大會上發布《東北人民革命軍獨立師暫行規則》。這部僅有20條的軍規，前18條均為懲處條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的第一部成文法規。在懲處條款中，僅“槍決”一詞就先后出現7次，從“臨陣偷逃者槍決”到“拖槍逃跑者槍決”，再到“燒殺人民者槍決”，規則條款涵蓋了抗聯部隊作戰與生活的各個細節，彰顯了對違紀行為的零容忍。

　　1934年6月，中共滿洲省委制定《東北人民革命軍及赤色游擊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提出：“在人民革命軍中設立政治部、政治委員及政治指導員制度，他是黨在人民革命軍中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執行者。”同時要求，要不斷鞏固擴大黨在人民革命軍中的組織領導，以實現“在黨員與非黨員間，應與一切破壞隊伍的政治、組織、紀律、軍譽等不正當的行為斗爭”“使每個戰斗員成為最有紀律的自覺的階級戰士”。該條例以黨的建設作為作風和紀律建設的核心，將作風要求植入抗聯部隊肌體，將紀律要求嵌入黨員的行為規范。

　　1937年末，針對部隊內部滋生的一些不良傾向，抗聯著名將領趙尚志專門致信全軍師級以上干部，在這封《關于整飭軍隊紀律問題給各師負責同志的信》中，他號召全軍干部深刻認識革命斗爭的艱巨性及自身的重大使命，對不良現象和錯誤行為進行堅決斗爭并徹底改正，體現了東北抗聯“嚴下先嚴上、嚴兵先嚴官”的從嚴治軍理念。

　　1940年3月，中共吉東、北滿黨代表會議經討論形成《關于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這份東北抗聯斗爭后期的綱領性文件也對作風和紀律作出了要求，提出“游擊隊對廣大民眾應該抱著骨肉相倚的態度，對民眾的接觸，務須保持嚴謹紀律行動……不可侵犯人民群眾的生活利益，并應尊重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可妄加干涉或輕侮”，是抗聯部隊一以貫之推進作風建設的真實寫照。

　　以上率下：部隊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來源。東北抗聯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早對日作戰、條件最艱苦、歷時最長的一支抗日武裝，經歷了最為漫長、最為悲壯的14年抗日斗爭。在殘酷的斗爭環境和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東北抗聯所展現出的浴血奮戰、頑強苦斗的革命意志正是源于嚴明的紀律和優良的作風。

　　作為東北抗聯的主要領導者，楊靖宇十分重視紀律建設，堅持以嚴明的紀律保證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了加強宣傳教育，楊靖宇把紀律建設要求寫進了軍歌里。在由其作詞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軍歌》中，他寫道：“正確的革命信條應遵守，官長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鐵般的軍紀風紀要服從，鍛煉成無敵的革命鐵軍。”通過傳唱軍歌，抗聯戰士在潛移默化中強化了紀律意識。在戰斗和生活中，楊靖宇也始終帶頭嚴格遵守軍規軍紀。部隊在金川河里地區活動期間，楊靖宇一次洗臉時隨手摘下了所佩帶的手槍，后在出門潑洗臉水時，造成配槍離開視線，違反了自己對指戰員們提出的“槍不離身”要求，因此在風雪中自罰站崗一個多小時。他正人先正己的舉動，為戰士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抗聯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周保中也對紀律建設異常重視，經常在與其他抗聯干部的往來信件中強調軍紀問題。他曾在關于軍紀問題的信件中提出：“軍紀為軍隊的命脈，賞罰分明，功過不亂，內部系統各有職責關系，軍令、政令應該恪實服從遵守，一切法規限制，上級到下級，下級到上級，一樣的遵守范圍。”在艱難的斗爭環境下，周保中始終以身作則，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出生入死。1938年11月，面對日偽重兵“討伐”，周保中率部與敵周旋，館藏《周保中日記》詳細記錄了這段斗爭經歷：“11月23日，天晴、風愈大，寒愈甚。午前七點，沿山谷走生路，留掩護隊于隊后，以防敵追……午后五時到山巔……乃在該處露營，煮粗皮高粱化雪為水，風大氣候酷寒，但恐圍火燒衣，都不成眠。”周保中在戰斗中和戰士們一道忍饑挨餓，有效鼓舞了軍心士氣，展現了抗聯部隊的過硬作風。

　　魚水關系：密切聯系群眾的有力保障。在日本侵略者妄圖以嚴酷的“集團部落”政策隔離東北抗聯與群眾密切聯系的情勢下，抗聯堅持嚴格落實群眾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也成為東北人民在艱難的處境中積極支持抗聯斗爭的重要原因，對東北抗聯的生存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1934年7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獨立團和第二團攻占安圖北部重鎮大甸子。入鎮后，部隊嚴守革命紀律，除沒收敵偽財產外，決不侵犯群眾利益，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當地商會、農會等團體主動送來糧食慰勞軍隊，一些青年甚至主動要求加入抗日隊伍。1935年12月，第二、五軍西部派遣隊占領郭化縣官地鎮和通溝崗子，部隊在當地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抗日宣傳，并把繳獲的部分糧食和物資分發給貧困群眾，受到百姓一致的擁護。

　　1937年4月，第三、四、五、八、九各軍共700余人聯合進攻依蘭縣城。由周保中形成的《關于進攻依蘭市街概況的報告》中翔實記錄了部隊嚴守群眾紀律、贏得百姓支持的場景：“我軍進攻占據市街作戰之部隊，或外城攻擊部隊其動作表現：唯一目的在于消滅敵人，不妄燒（火磨焚毀系作戰規定），不妄殺，不搶不奪，對市民秋毫無犯……不但市民及近郊之農民對抗日聯軍唯一救國行動，表示意外之好感與同情心理，同時更減低民眾在日賊壓迫下之依賴觀念。”

　　抗聯部隊自覺遵守群眾紀律的行為，在日偽檔案中也有記載。1936年6月，偽滿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在《思想對策月報（第一報）》中記載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第四師活動情況，檔案中提及抗聯部隊“在轉移時向當地居民支付了宿舍費和伙食費等，給其留下了好印象”。同年，偽滿軍政部顧問部在其編印的《滿洲共產匪之研究》中寫道：“‘共匪’盡可能避免掠奪當地居民，只積極宣傳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