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那么，我們如何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思想內涵和重大意義？浙江在推進文化建設“八項工程”中，為“第二個結合”提供了哪些理論素材和實踐經驗？浙江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楊耕教授。

　　“第二個結合”：不僅必須，而且可能

　　記者：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那么，在您看來，貫穿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線索是什么？

　　楊耕：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及其規律深刻思考的產物，既譜寫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新篇章，又指出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新方向。當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一個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基于對文化本質和功能、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思考，部署實施了文化建設“八項工程”，為浙江文化建設構筑起“四梁八柱”。從一定意義上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對文化問題的思考和文化建設的實踐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歷史起點、理論原點和實踐基點。到中央工作之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問題作了進一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并將現實問題提升到理論問題，將理論問題又升華為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從而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

　　我們如何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博大與精深？這與深刻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線索密不可分。習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貫穿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線索和根本的方法論就是“第二個結合”。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重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中國人的精神命脈；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本身同樣博大精深，馬克思主義發現和深刻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發現和深刻把握了人與世界的總體關系，至今仍占據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這兩種博大精深思想體系相結合的產物，習近平文化思想意蘊深刻、博大精深不言而喻。我們只有真正理解“第二個結合”的深刻的思想內涵和重大的理論意義，才能深入而全面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

　　記者：您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提出，“第二個結合”不僅必須，而且可能。那么，您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結合”的理論前提和理論依據是什么？

　　楊耕：實現“第二個結合”，不僅在于“必須”，更重要的是在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有可能性。馬克思曾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就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那樣具有共同之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同樣如此，二者之間同樣具有“共同之點”；這種“共同之點”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具有“契合之處”。正是這種共同之點、契合之處構成了“第二個結合”可能性的理論前提、理論依據，這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內在規定性。

　　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顯著特征，那就是關注道德原則和倫理秩序，重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人倫關系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關系，因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規則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種程度上契合著某些現代問題。而且，中國傳統文化離它所維護的封建制度的時間越遠，它的意識形態屬性就越弱，它所蘊含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的現實性也就越凸顯。因此，隨著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把中國傳統文化轉變為科學研究對象，對它進行科學研究、文化批判，達到對它的客觀理解，并把其中的優秀文化從原來的文化形態中解析出來，放在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之上加以重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個新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

　　理解“第二個結合”時，我們要避免落入三個誤區：一是把“第二個結合”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例子，這是外在的拼接，而非內在的融合；二是把“第二個結合”理解為范疇的簡單轉換、觀點的簡單對接，如把物質變成“氣”，矛盾變成“陰陽”，規律變成“道”等，這是文字游戲、簡單類比，而不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三是把“第二個結合”理解為用中國傳統文化去“化”馬克思主義，建構所謂的“儒學馬克思主義”，這種“化”的結果只能導致馬克思主義“空心化”。

　　我們應當明白，不是傳統文化挽救了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傳統文化避免了同中國近代社會一道走向沒落；不是傳統文化把一個貧窮落后的中國推向世界，而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揚四海，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振雄風有了可能。

　　我們應當明白，探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共同之點、契合之處，并對和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第二個結合”，理論目標就是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種新的文化生命體不僅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屬于中國文化；這種新的文化生命體將構成中國文化的主體，是我們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這同時表明，“第二個結合”既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深刻理解。

　　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推進“第二個結合”

　　記者：文化的發展與社會制度和現實實踐密不可分。從宏觀層面來看，您認為，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基于何種現實的需要？我們應以什么為思維坐標推進“第二個結合”？

　　楊耕：“第二個結合”是基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邏輯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雙重邏輯發展的需要。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在一個經濟的平面上進行的，而是在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過程中展開的，它不僅需要以經濟為基礎、政治為中介，而且需要以文化為導向。因此，“第二個結合”所創造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從歷史上看，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的歷史命題，并明確提出了“第一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同時，毛澤東又提出，要“學習”“總結”“承繼”中國的歷史遺產，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性”“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所以，毛澤東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并認為這是一個“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領悟這一“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在新時代的極端重要性，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真實關系，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可以說，“第一個結合”是“第二個結合”的實踐基礎，“第二個結合”使得“第一個結合”具有了深度的文化內涵，并夯實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根基。這就使中國人民不僅從科學上自覺地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且能從文化上自覺地認同馬克思主義。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一個新境界。

　　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命力不是割裂、拋棄傳統，而在于是在何種程度上繼承以及如何繼承傳統，如何再造傳統。問題在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什么、揚棄什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什么、發展什么？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什么、如何結合？這既不取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也不取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歸根到底取決于現實的實踐需要，即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歷史已經證明，凡是背對現實實踐和時代精神的傳統文化，最終只能作為思想博物館的標本陳列于世，而不可能興盛于世。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依然占據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面對現實實踐和時代精神，與時俱進。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歷史反思、文化創造都是由實踐激發的。比如，正是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生態危機和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性，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向我們發出了“迷人的微笑”。再比如，市場經濟的實踐使古老的“義利兼顧”思想閃亮登場，如此等等，這同時也讓以“永嘉學派”等為代表的“浙學”煥發新的生機。總之，我們應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為思維坐標，持續深入而全面研究“第二個結合”，而不是在書齋中尋找“微言大義”。

　　用獨特的浙江文化展示當代的中國文化

　　記者：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20年的實踐探索，為“第二個結合”提供了哪些理論素材和實踐經驗？浙江應如何傳承好“浙學”等思想文化傳統，持續推進“第二個結合”？

　　楊耕：浙江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這種特殊性不僅在于它的經濟發達，更在于它的文化多樣性、包容性。萬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橋、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韻、百年紅船，都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群星璀璨的浙籍文化大家、獨樹一幟的“浙學”傳統，在中國文化史上鐫刻了光彩奪目的印記，為豐富和發展中國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用于省域治理的方方面面，提出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在省域層面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建設文化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在省域層面對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目標任務、發展戰略、發展途徑等基本問題形成了系統的規律性認識，不僅為浙江從“文化大省”邁向“文化強省”提供了行動指南，而且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論素材和實踐經驗。比如，從“兩只手”看深化改革——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無為”和“有為”的思想中，深入思考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的辯證關系，更好發揮“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作用。再比如，提煉出“浙江精神”的新內涵，提出“源遠流長的浙江精神，始終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脈里，構成了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

　　我個人認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先行者，浙江在擔負起新時代文化使命方面同樣應該是“先行者”。在推進“第二個結合”，創造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過程中，浙江一方面應以新的實踐為基礎進一步深入而全面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深入而全面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對之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而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面走在前列；一方面要正確理解文化典籍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善于把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資源轉化為優秀文化，激活“浙學”等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要善于吸納外來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并不斷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浙江是中國革命紅船的起航地，浙江文化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紅色文化的匯聚點、集合地。因此，在推進“第二個結合”的過程中，浙江應以深入研究“浙江精神”為切入點，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同時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我個人認為，浙江應辦好國際化的良渚論壇，讓良渚論壇不僅是浙江的，而且成為中國的、世界的，成為世界文化、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國際論壇，從而以“浙江精神”反映中國精神，以“浙江文化”展現中國文化，以“浙江之窗”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浙江日報記者 肖國強、章忻）